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

鸠摩罗什长安译经,对中国佛学的兴盛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度佛学思想体系,影响波及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而且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亚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

玄奘对般若学的吸收与传播

在玄奘与般若学的问题上,玄奘于早年受学阶段既已有研习般若类经典之经历。至其归国译经亦可以看到般若学对玄奘的影响和玄奘对般若思想的理解及其理论建构的意愿。同时,作为如《维摩诘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个案中,可以更深入地看到玄奘与般若学的关系。而从玄奘弟子的著述中,也可逆推而得到玄奘讲授般若经典的情况。

从“格义”到“得意”──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交融的主线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般若学“格义”方法的具体内容和由“格义”到“得意”的转变过程，以及玄学“言意之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辨析，来揭示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相互交融的基本方面，以勾勒出二者交融的大致线索。

般若学六家七宗述论

般若学的六家七宗是格义佛教的产物,体现为印度大乘中观理论与中国玄学思潮之间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以名僧和名士为核心)独立研究佛学、建立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本文对六家七宗的学说思想展开系统研究,重点分析各家在思维方法上的特点,指出它们与般若空观正解的差距,并从思想史角度重新作出各别和总体的评价。

《不真空论》与般若学

僧肇的《不真空论》,运用了般若中观有无双遣的遮诠中道方法,从立处皆真、即物假名来谈般若性空义,对般若学三宗的偏颇进行批判总结。而在批判吸收老庄玄学本体实有、儒家强调现实现世思想的同时,强调“非离真而立处”、“触事而真”的经验性般若观照,以改造印度佛教般若学一切皆空的思想,将佛教般若学由形而上拉向现世经验世界,这为中国化佛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指明了道路。

从般若学内化谈东晋时期中国美学的转型

中国美学在东晋时期实现自觉转型,是以般若学与中国美学的内在耦合为前提的。这种耦合最根本的体现在本体论的价值构成上,完成了由直观感遇向思性感悟的转化,它通过思想观念的深处变革而延伸到审美实践领域,并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美学发展的基本模型和审美风范。

僧叡般若学视域中的涅槃佛性

"实相涅槃"构成了解脱的最高境界成为由般若学向涅学发展过渡的理论先导。佛性论是涅叡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僧叡在深刻理解般若中观学的基础上,注意到般若学与涅学的相通之处,转向涅槃佛性的探讨。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般若学之作为第四玄--般若学与魏晋清谈之关系考

般若学在魏晋清谈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少争议。《世说新语》等表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般若学思想自进入中国之后,便以其特有的方式逐步进入中国思想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文本而言,作为魏晋名士的重要讨论内容,般若学在魏晋清谈的所占比重不亚于《老》《庄》《易》。而义理上的"格义"与"以佛解玄",不仅促进了佛教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且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形式。同时,当时的名僧积极融入士俗的清谈活动之中,名僧与名士之间密切的交流互动,在魏晋清谈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般若学不仅是魏晋清谈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继《老子》《庄子》《周易》等通常所谓"三玄"之外的第四玄。

玄奘对般若学的吸收与传播

在玄奘与般若学的问题上,奘于早年已有研习般若类经典之经历。至其归国译经,还可看到般若学对玄奘的影响和玄奘对般若思想的理解及其理论建构的意愿。同时,从《维摩诘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可更深入地看到玄奘与般若学的关系。从玄奘弟子的著述中,也可逆推得玄奘讲授般若经典的情况。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比较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理论上的相似性是佛教在中土得以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般若学因玄风而远扬,玄风依般若而转盛,两股思潮相融而激荡,但两者又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本文试从几个方面比较玄学和般若学,分析儒、佛、道合一的真相。

中国式般若学刍议

本文考察了东晋佛教领袖道安毕生宣讲般若经义、研究阐释般若理论的宗教实践活动,然后讨论了中国式般若学理论与玄学理论的实质性区别,提出:东晋兴起的中国式般若学是佛教非自觉汉化的产物,它的兴和衰主要取决于晋人对般若理论认识的程度,而与所谓的依附迎合玄学无关;曹魏时孕育中的玄学曾经受到已经流布九州60年以上的抽象、思辨的般若学的深刻影响,历史事实不是与此相反。

《世说新语》与般若学六家七宗

东晋时期,由于佛徒对般若学"空"的意义理解不一,形成了"六家七宗"等佛学流派。记录这些宗派宗义的原始文献大都失传,而后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则保存了除缘会宗外其它六宗的大量相关材料。研究可以看出,释道安的淡泊名利,竺法深的超然物外,支道林的能言善辩,于法开的佛医双修,竺道壹的佛心文采,支愍度的睿智幽默,均在这些资料中得到体现。

源于襄阳 成于襄阳——浅谈道安般若学与荆州学派的渊源

东汉末年,刘表在襄阳开办了荆州官学。荆州官学教官宋忠等人儒道兼综,形成了荆州学派。魏晋时期,山阳王弼在荆州学派的基础上,通过注释《老》、《庄》、《易》,将儒道融合研究,又形成了魏晋玄学。东晋时期,释道安在襄阳弘法时,大胆革新,"洋为中用",以王弼的"贵无派"玄学理论解释佛教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形成了一种既像印度的般若思想,又像中国的玄学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印度般若思想和中国《老》、《庄》、《易》思想的合流。道安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与在襄阳创立的荆州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源于襄阳,成于襄阳。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般若学和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

一《般若经》是佛教大乘空宗宣扬本空观念经文的总名,包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放光般若经》《道行若经》《大品般若经》等多部经文。据说释迦牟尼从初成道日到入涅槃夜经常讲《般若波罗蜜经》,“般若”学是佛教哲学中重要学说,可以说是大乘空宗哲学的认识论,“不得般若,不见真谛”般若是佛教徒必修之行,“解脱涅槃道,皆从般若得”要入涅槃,先修般若。

试论魏晋时期的般若学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一种佛学义理,它超越一般佛教教义的窠臼,非常注重对形而上的探讨。般若经从三国时东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冲撞融合,开启两晋佛教玄学之先河,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汉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般若学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

《“性空”至“妙有”——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

府建明著，觉群佛学博士文库之一，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本书以鸠摩罗什传入中观学至“涅榘佛性”说兴起为研究中心，通过向早期般若学的延伸，力图全景式描述中国般若学初兴、勃发、衰微和转向的历程。本书通过对般若类经和中观诸论之思想特质的比较分析，首次提出了般若学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倾向——宗教性倾向与义学性倾向。前者重在阐发“般若”之不可思议性，张扬佛菩萨崇拜，为大乘佛教的广布提供信仰基础，而多佛主义实际肇始于般若类经。后者重在发挥般若类经中的“性空”、“中道”、

论魏晋般若学对“虚”“实”范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打破了两汉以来儒家对士人的高度压抑,激发了士人阶层的自我个性及生命意识觉醒。佛学般若学承继了格义佛学的特点,积极从玄学中汲取思想智慧,得到了上层社会前所未有的认可。以有无、色性和性空等为论证核心的六家七宗中,即色说、心无义说、不真空论等对“空”与“色”“有”与“无”等问题的探讨,从佛学出发,又融合了玄学的智慧,呈现出纷异的思辨哲学色彩,为美学的“虚”“实”范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