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山南吉如寺藏写卷《大般若经》题记考证

西藏山南吉如寺保存的写卷是近年来在西藏境内发现的重要藏文古籍文献。一经发现被国内外藏学界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特别是题记中出现的编校者关于“喇嘛尚”的考证,就目前而言,国内外藏学界公认为“喇嘛尚”是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公堂喇嘛尚·尊珠扎巴”。此问题不仅关系到编校者的确切身份,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文献的成书年代。对此,作者基于前人研究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及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吉如寺现存三部《大般若经》题记中出现的编校者“喇嘛尚”应系12世纪初出生于当地的著名“喇嘛尚·松托巴”大师,而非“公堂喇嘛尚·尊珠扎巴”,并对“喇嘛尚·松托巴”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以便抛砖引玉,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从兑废稿的缀合看敦煌写经的修复——以含有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为例

从敦煌写卷实例出发,尝试对古代敦煌的佛教徒如何处理含有兑废稿的写经作出解答,以引起人们对敦煌写经兑废稿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兑废稿从长卷上拆下并补入无误新稿的事实说明,兑废稿写本将被加工修复,拆下误抄的废纸,补入无误的新纸,以成为内容连贯无误的完整经本。我们又把上述发现扩展到所有包含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长卷,对它们全部加以汇总分析,认为等待它们的也将是同样的加工修复程序。

《文殊说般若经》的内容、特色及流传

《文殊说般若经》在般若类经典中特色鲜明,它在强调般若的同时,也强调禅定,主张"甚深般若"与"一行三昧"的结合,这与南北朝后期佛教界提倡"定慧双修"的新趋势非常契合,因此,此经译出后,逐渐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与《摩诃般若》一起成为最流行的般若类经典。隋唐时期《金刚经》的流传更为普及,一些重要宗派的创始人都很重视《金刚经》,天台智、嘉祥吉藏、牛头法融都有《金刚经》注疏。特别是禅宗神会以《金刚般若经》取代《文殊说般若经》。神秀门下,也都适应这一趋势,以《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此后,中国佛教主要笼罩在禅宗之下,《金刚经》便成为最为流行的般若类经典。

《道行般若经》中“何所”的用法

“何所”在东汉支娄迦谶所译《道行般若经》中有九种用法。其意义原本是“何处” ,是一个名词性短语 ,后扩大到“何” ,相当于“什么”“哪个”“为何” ,作主语、宾语、定语和状语。此外 。

《道行般若经》与《大明度经》的语法对比

充分运用汉译佛经的同源异译经进行比较是研究佛经语言的一种重要方法。《道行般若经》和《大明度经》是两部具有同源关系的异译经,都属于"般若经"系列。《道行般若经》由东汉支谶所译,《大明度经》由三国支谦所译。与《道行般若经》相比,《大明度经》在代词的使用上较为多样化,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并删掉了《道行般若经》中原有的某些句子成分,改换了个别句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行般若经》偏向口语化,《大明度经》偏向于文雅化。

《文殊般若经》研究

文殊既是大乘经的结集者之一,又是大乘般若经的授持者。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文殊般若经》是以文殊为主人公所说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文殊般若经》的传译是随着东汉灵帝时,竺法朔译出的《道行般若》1卷和支娄迦谶译出《道行品经》10卷始传我国,并开始了对小品《道行般若经》的研究讲说。到西晋竺法护和姚秦鸠摩罗什的传译,又大大推进了对般若性空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尤其是对文殊思想的揭示及其信仰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还对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六十《华严经》中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南朝梁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译出的《文殊般若经》深刻揭示了文殊般若思想的特色,完善了般若学内涵,而且对文殊道场和文殊信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殊般若经》主要思想是缘起性空,般若、深般若、甚深般若、究竟般若波罗蜜。

俄藏敦煌写卷《放光般若经》音义考斠

俄藏Φ368、дх00585、дх00586A、дх00586Cдх00211、дх00252和дх00255是玄应所释《放光般若经》音义的写卷,据我们比勘,дх00585、дх00586A的第一页中"珠玑居"与Φ368"珠玑居衣反说文珠之"的残缺部位正好相合,可见二者原本是联缀在一起的。《玄应音义》的丽藏本所据本与дх00585、дх00586A第二页所据本可能相同,碛砂藏本和丽藏本所据本在传抄中既有误衍误脱等错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略。碛砂藏本和《慧琳音义》所据本似都有增补,也可能дх00211、дх00252、дх00255和丽藏所据本已有删略或脱漏。由俄藏所载《放光般若经》音义可见佛经音义在敦煌的广泛流传和唐代佛教在敦煌的兴盛。

谈早期汉译佛经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价值——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早期佛经保留了相当多的口语词 ,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 ,本文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从收词、书证、义项、释义四个方面 。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由“空”入“有”——僧叡对《般若经》《法华经》态度的转变

僧叡是中国佛教思想由"空"入"有"转换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僧叡在其一生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由尊崇《般若》到扬《法华》而抑《般若》,不断突出了《法华》所呈现的实体意义。僧叡思想的转变,是由以般若"毕竟空"思想为主导,渐次离开,逐渐走向"佛性有宗"的方向。他的转变对南北朝时期般若与涅槃的合流起到了催化作用。

《般若经》中的菩萨地与菩萨位

一大品系《般若经》中以'过声闻辟支佛位入菩萨位'定型的文句很多。菩萨地对于菩萨而言指的是修行的次第,在此处文中所用的是'菩萨位'而非'菩萨地'。作为声闻辟支佛二地的对应语,此处所用的菩萨位看来是有特别的意思。菩萨位被认为是大品《般若经》所引入的概念,因此,明确菩萨地与菩萨位的关系,以求有助于理解菩萨的行位体系。首先,笔者想对小品系《般若经》中的出现菩萨位与菩萨地的文句加以考察。

敦煌本《摩诃般若经》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明确为《摩诃般若经》的写卷共约222号,除其中35号某一卷首尾皆全外,其余皆为残片或残卷。本文通过分析内容、残字、行款以及书风书迹,将其中的十六号缀合为八组,并附上缀合图分别加以叙述,以此为定名和断代研究提供相关线索,有助于深入地考察敦煌写卷的性质。

《道行般若经》词语考释十则

早期汉译佛经保留了很多的口语词,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文章考释了东汉支娄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中的"僻隈、傍臣、软迟、揆作、赐还、戏卢、布地、势力、追逮、自副"10个疑难词语,为辞书的收词、书证、义项、释义提供了新的语料。

论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编译颁发始末

满文《大藏经》包含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部,《大般若经》是般若部中排列最先篇幅最大的一部经卷,共四百卷,十四函。乾隆三十七年招集编译人员,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四十三年完稿。为六十班禅来朝之际赏赐需要,乾隆帝命刻印《大般若经》。至四十四年刻印十套,先装潢第一套,然后装潢其余九套,颁发各皇家寺庙供奉。本文据《军机处上谕档》《实录》《大清会典》《起居注》《蒙古王公表传》《清史稿》《雍和宫满文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考订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的编译、刊刻、装潢、颁发始末。

京西摩诃庵《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经》刻石

对京西摩诃庵金刚殿中镶嵌的《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经》刻石的由来,以及其篆书的演变及艺术特色,进行简略地介绍.

《道行般若经》中的“置”考察

《道行般若经》译出于东汉时期,其中"置"的意义和用法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作为反训词的相反二义同经共现;第二,连词用法出现。通过调查发现,反训词用法在中土文献和佛教文献中同样存在;"置"的连词用法仅在佛经异译中有扩展模仿,中土文献不见用例,明显处于临时性复制阶段。

《道行般若经》敦煌写本与刊本的互校

《道行般若经》在后世的传抄或刊刻的过程中,经文有被删削改动之处。文章将《道行般若经》的敦煌写本与其不同的刊本进行比勘,校正写卷和刊本中存在的"脱文""误文""衍文"三个方面的错误。

国图藏西夏文《大般若经》价值发覆

国图藏西夏文《大般若经》与俄刊本并不相同,不少是经过校改的文本。比较国图本和俄刊本,可知大宗西夏文佛经的校勘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先后生成的文本不能以初译本和校译本简单概括。两种文本的差异是校经活动之于《大般若经》的具体实践。细绎这些异文,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夏校经史多有启益。

从缀合看古代写经的制作——以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为例

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方法,将《大般若经》中的特殊缀接和抄写现象归纳为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异卷接尾例、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等六例,通过具体例证,发掘敦煌写经制作和修复中的问题,揭示古代佛经写本的特点和历史。

《文殊般若经》的核心理念和修学方法

《文殊般若经》是佛教文献中展现文殊信仰的重要经典,展现了文殊智慧的个性特色和文殊法门的鲜明标识。它追求转烦恼成菩提,兼论出世与入世,脉络清晰,体系完整,所论述的大乘佛教的核心理念和修学方法,既坚持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又能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激发人们追求真理,服务大众,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