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马船户与夫役编佥研究

明代马船户属于民户中的次生户籍,户下人丁充当马船水夫,总数约两万名,隶属于南京江淮、济川二卫,承担修造船只和运送贡品的差役。马船户主要源于洪武时免军充役,在清勾、佥妻等方面,都与军户类似,具有军、民双重性。由于马船夫役繁重,明中期逐渐折算工料银,始于弘治八年,确立于嘉靖十二年,总计约八万两,摊入田亩征收,随南粮解送至南京兵部,由官方雇役。马船夫役折银使得船户负担得以减轻,原籍与卫所船户的联系不再紧密。在明代赋役制度演进中,马船夫役改革可视作一条鞭法的先驱,又因一条鞭法推行而稳固下来。

孔府船户的沿革

孔府船户是出佃户、庙户外数量最多的人户,其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由封户到赐地的转变,金、元等朝代不断赐予田地招募种植,明代洪武元年拨给孔府独山、郓城、钜野、平阳、东阿五屯佃户,后随着南四湖湖泊面积的增长和黄河泛滥的影响,祭田被淹没佃户被迫“自耕变舟”,再加上孔府的招募和船户主动地投充下孔府船户出现。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船户研究——以“漕粮运输”为视角的考察

民船船户是明清漕粮运输中必不可少的解运主体,其主体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解运白粮、剥运粮船、船只救护。这三种功能分别在江南地区、江北地区及官船遇阻的紧急情况下得以展现,并因运河南北不同区域显著的社会差异而呈现截然不同的特性。本文通过探究船户在明清漕粮运输中的龃龉与融合,集中考察漕粮运输视角下船户在运河不同区域展现的不同功能和迥异特征。

清代湖南涟水河运与船户宗族

清至民国湖南湘乡县涟水船户的家族文献,与地方志、《湖南省例成案》等官方文献互相印证,共同摹绘出内陆河道上以运输、捕鱼为生的船户历史。乾隆年间,湖南商贸繁荣,涟水上有六七千只倒划船,装载煤炭及客货,秘密走私硫磺。直至民国年间,涟水河道长期为陈氏、邓氏和潘氏宗族把持。三姓充当埠头,负责管理各埠船户,为官府转运漕粮,共同垄断河道的商旅运输和捕鱼权。三姓分别在宗族内部设立分房轮充运漕之役的机制,后演变为募役当差的应役方式。涟水运漕船户宗族与官方运漕制度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为了解明清州县以下基层运漕机制与实际漕务运作办法提供了实例,也说明官方运漕制度为船户群体提供了组织化的制度背景。涟水船户建构宗族组织的历程,与其他地区船户的社会组织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展现出主动灵活的应对能力。船户等水上社群的经济能力、社会组织和文化水平,不可一概而论,需对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予以具体分析。

嘉庆十一年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案述析

清政府为使漕粮按期抵京,在河道淤浅的运河段设置剥船进行剥运。天津至通州一段漕粮剥运任务甚重,每当运送漕粮时,政府往往需雇募民船,而胥役趁机在雇募民船时勒索盘剥,以致嘉庆十一年(1806年)发生了多起船户投充王府宗室的案件。关于清代漕运中的剥船设置和船户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探讨,但是对漕运中受雇船户的生存状况及京畿地区船户投充王府宗室的研究则较少涉及。本文主要依据《嘉庆十一年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史料》、《嘉庆朝上谕档》、《清实录》等史料史籍,以其中反映的5起投充案为例,对嘉庆时期发生的船户投充案进行深入分析。

清前期西洋传教士传教活动中的船户教徒考

在康熙末年开始实行禁教政策,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厉行禁教的社会背景下,教徒船户(船夫)成为西洋传教士的传教对象和传教助手。他们与传教士及传教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教徒船户运载传教士潜入活动地区;传教士借助船户舟船从事传教活动;不同地区间教徒借助教友船户进行互利、传布宗教信息,乃至传教活动。在禁教的社会环境中,船户教徒在对天主教在清朝的维持、教徒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及其礼拜仪式的实现等方面,起到了某种桥梁与助力作用。

嘉庆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问题探析

清代,天津至通州一段漕粮剥运任务甚重,每当运送漕粮时,政府往往需要雇募民船。胥役在雇募民船时勒索卖放,以致在嘉庆时期发生了船户投充王府宗室以逃避差役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可以窥见嘉庆时期船户的生存状况、王府宗室腐败和社会贫困的现实。本文对船户投充的原因、船户投充的特点,以及处理与防范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求窥得此一问题的全貌。

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

元代承运海漕的船户有贩盐行劫、作风彪悍的群体特质,元末以来船户由于负担深重,以及内部的巨大分化,很多人为逃避服役亡入海岛,形成海寇,成为崛起海滨的方国珍政权完成武力积累的重要社会基础。

道光朝北京粮仓吏役舞弊史料(上)

清代漕粮运至北京,即储存于京通各粮仓,再由各仓依照规定的程序发放。到嘉道年间,与清朝封建统治的日趋腐败相一致,京通各仓也百弊丛生,成为官吏役胥贪污舞弊的渊薮。本专题收录的史料,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道光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类,主要是审拟各仓官员吏胥舞弊案件的奏折,希望能对从事清代政治、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有所帮助。

基层民众与私盐——清中叶两淮盐区流通领域的私盐问题研究

清中叶,两淮盐区流通领域的私盐异常活跃,这些私盐的贩卖主体主要为肩挑背负之民、船户水手和流民等基层民众。本文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了上述基层民众贩卖私盐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与危害性等。

道光年间海运漕粮史料(下)

山东巡抚张沣中为报已入东境江南海运漕船数目事奏折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东巡抚臣张沣中跪奏,为江南海运粮船入境日期,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江南苏、松、太三属漕粮改由海运,业经臣将防护情形片奏在案。兹据护登州镇总兵景琳、登莱青道英桂、登州府知府诸镇等报称:三月十五日,有江苏船户马德盛载运太仓州第十二号白粮六百石,潘成芳船载常熟县第四十六号漕粮八百石,徐万和船载吴县第十九号漕粮七百石。十六日,有袁长利船载吴县第十四号漕粮八百三十四石零,金万发船载震泽县第四十五号漕粮一千一百石,马合兴船载吴县第七号漕粮九百石,奚恒利船载新阳县第十五号漕粮八百五十石,沈永茂船载镇洋县第二十六号漕粮八百石,潘合顺船载奉贤县第二十二号漕粮六百石,陆永发船载金山县第三十一号漕粮六百五十石,张长发船载第五十九号筹补漕粮九百石,潘长顺船载昭文县第十三号漕粮七百石。

明清广东水运营运组织与地缘关系

广东素以水运发达而著称.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水上运输愈加发展.关于广东水运史的问题,迄今为止尚乏人作系统的专门研究.王洗教授编著的交通海运丛书,也只着重论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招商局建立后所开创的近代航运业的情形.在此之前的水运虽有提及,但未加详论.有鉴以此,1985至1987年间,笔者与同事谭棣华、罗一星先生曾着力搜集鸦片战争前广东水运史的有关资料,并亲往珠江水系的干流及沿海各港口作实地考察,搜集有关文物和口碑资料,我们已将初步的研究成果,由笔者任主编,写成《广东航运史》(古代编)一书,(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里仅就远洋贩运、沿海与内河贩运和短途水上运输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水运的经营组织,并对它与地缘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概述

清朝立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历行“海禁”,严格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和“片帆不准入口”;尤其为了打击郑成功所部抗清复明的活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在福建沿海推行“迁界”政策,强迫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和福宁五府州的沿海居民内迁,远离海边,并设置所谓“界线”,对胆敢“透越”者施以斩首。“海禁”和“迁界”措施无疑沉重地打击了福建造船业,致使自宋元明以降十分发达的福建造船业一片凋零。

清代海外贸易的经营与利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设立海关,允许商人出洋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海关贸易规模之巨、出洋商人数量之多,都超越前代。过去治清代海外贸易史的学者,多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外部状况。然而,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否,同其内部结构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探讨清代海外贸易经营方式和利润分配的特点,以便了解海外贸易的全貌。 一 清代海外贸易具有如下四种经营方式: 其一是自船自营型的。船长不仅拥有船舶,而且置货亲自出洋,实现贸易和运输一条龙。由于总投资额颇大,船长不是富家巨室,也须倾注家业,造船置货。他们的商船通常只能是中小型船只,而且出洋时仍然招揽其他客货。清初去日本贸易的船长有些就是这种情况。 其二是委托经营型。那些身份显贵、家财殷富的“有力之户”往往不亲自出洋,而是充当船舶主人和货物投资者,委托他人担任船长出洋营运。接受委托的船长,通常是投资者的亲戚或手下心腹。不少办铜官商则是请富有经验的行商出任船长。既然是代理人,船长就必须管理投资者的货物,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销售。船长从利润中抽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 其三是租贷经营型。“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

近代闽江航运业初探

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横贯全省,流经省内三十四个县市。其水系河流总长2,872公里,流域面积6,0806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对福建经济发展影响甚大。近代,随着位居闽江尾闾的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闽江流域商品流通的发展,闽江航运亦随之有所发展并呈现若干特色。对此,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舛误之处,还望专家赐教。

辞格群刍议

一个句子或一个句群里出现几种辞格,这现象早被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注意到了,以高校文科教材和中专语义基础知识教材来说,一般都称之为“辞格的综合运用”.但这方面的阐述还不甚详实、周密.我以为,为了深化辞格研究,利于辞格教学,应当而且可以确立“辞格群”这一概念,并对其作相应的有重点的研究.

明代一部商贾之教程、行旅之指南──陶承庆《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评述（明清商书系列研究之七）

明代一部商贾之教程、行旅之指南──陶承庆《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评述（明清商书系列研究之七）陈学文明清二代日用类书中商业性书籍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在明中叶开始就大量编纂翻刻印行，成为社会上畅销书。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商人资本活跃，市场繁荣，交通...

论报告文学的语言特点

语言是一种符号。当一种文学样式异乎别体,独立于文艺园地,它便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报告文学从散文的附庸,而后蔚为大观,自成一体,这样,它自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特征。而报告文学从散之中分离而出又可以属于新闻文学。并且,它在形式方面又汲取了小说等艺术门类的滋养。因此,报告文学的语言与散文、新闻、小说等文种的语言就有了内在的关联,它溶和了散文、新闻、小说等文种的语言因素而化合成了自己的语言新质。

槟榔屿姓陈桥:海上宗族聚落与开漳圣王信仰

1786年槟榔屿开发自由港,成为马六甲海峡出入印度洋的要冲,吸引更多来自清代福建省同安县丙洲社陈姓宗族村落的渔民集体南下当地。他们在海港岸边伸延到海上的俗称"桥"的木构码头,转业为依托国际海贸的船户,最初是以单身汉在码头附近组织"公司屋",聚族而居,而随着一些族亲陆续挨着码头边在水上安家,"姓陈桥"也就成为海上宗族聚落。这个船户社区以开漳圣王为集体祖神,结合血缘、业缘、祖乡地缘、当地地缘多重凝聚,既延续中国闽南宗族村落传统,又因国际港口连接世界前线呈现在地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