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也谈“认识对象”——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赖金良同志在《试论认识对象的生成和发展》(见《哲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中提出,认识对象仅限于“现实世界”(即认识所能反映到的物质世界)。我认为这种提法欠确切。下面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一赖金良同志认为,客观世界与认识对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所谓联系,是指认识对象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所谓区别,是指认识对象仅仅是认识所能反映到的客观物质世界,即现实世界。赖金良同志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为理论依据:“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吴奕良同志在第十七次国务院各部门勘察设计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的中心首先是大力推广扶植国产化,实现正版化,把正版化与国产化的关系处理好。如果各省各部要推广,首先要推广国产软件,不要花大量的冤枉钱。各协会各部门都要把自己管理好。第二,找一些财力把二维平台(支撑软件)开发完善一下。我希望每个行业、各个设计院都要购买国产的二维平台,尽可能使用自己的国产软件。

再谈S24407《释迦因缘》的性质——答曲金良同志

拙文《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以下简称《试探》)在《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后,得到多方面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持论表示赞同的,庆幸这个唐代剧本终于还原再世,或将这个原始剧本的整理本予以转载(如《新疆戏剧文化资料汇编》),或采录拙作校语(如《敦煌变文集补编》)。或将此剧郑重载入史册(如正在编纂的《中国戏曲志·甘肃卷》):与此同时,也有对拙文持论表示否定的。例如曲金良同志的《敦煌写本S 24407原卷考辨》(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以下简称《考辨》)向笔者提出了坦诚的商榷。总的来看。对《释迦因缘》是不是原始剧本,目前仍处在探讨阶段。作出结论的时机还未成熟,正需要摆出各种见解,是是否否,反反复复,最后总会达到相互沟通、彼此接近,得出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张鸿勋先生说得好:

谈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丁学良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一文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论述虽然颇为全面,但是,细读起来,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的本意不尽符合。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学术界。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前后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体上可以把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分为两个阶段,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在前一个阶段,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观点,实际上正处在形成之中,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关于“荥阳郑生”及“元和公公”——答陈书良同志

读陈书良同志《“荥阳郑生”是谁?》一文,颇有启迪。 荥阳是古郑国故地,历史上姓郑的名人很多,如后魏郑演、郑俨,唐朝郑虔、郑綮等。板桥印章中,“樗散”、“老画师”、“诗绝字绝画绝”等就是借郑虔以自况。我在解释“荥阳郑生”印章时也曾考虑到了“郑元和”,但又有二个疑窦:其一,郑元和乃传说中人物,而板桥其他印章没有同传说中人物有关的。其二。

论扶养的范围——与浦伟良同志商榷

我国《民法通则》第184条规定的“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一冲突条款,要求法学界回答关于扶养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按我国法律对扶养这一概念进行识别?换言之,如何确定我国《民法通则》

谈谈“原因”和“由于”、“目的”和“为了”的连用——兼评刘国良同志《谈谈常见的病句》一文

刘国良同志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汉语学习》上的《谈谈常见的病句》一文,从《人民日报》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列举了不少“病句”,希望引起注意,以免产生很坏的影响。其用意当然是好的,不过,本人读了该文以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提出来同大家商讨,因为这与弄清汉语的基本事实、确立汉语语法规范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文举的许多“病句”,在我看来并不是“病句”。这儿不想一一讨论,只谈谈“原因”和“由于”、“目的”和“为了”之间的连用问题。这方面刘文一连举了五个“病例”,并有一段这样的说明:

试论经济管理的属性——兼与赵玉良同志商榷

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教育是生产力,管理是生产力……等观点。《经济问题》1987年第1期发表的赵玉良同志《浅析现代管理是生产力》(以下简称《浅析》)一文,又一次提出“管理属于生产力范畴”,“现代管理是生产力”。《浅析》强调管理的重要作用明晰可辨,但对管理属性的认识却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经济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同生产力组织密切相关。

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力尺度与道德尺度——兼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甚少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点及其发展道路的理论,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张文关于对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尺度与道德尺度的论述和评价则不敢苟同,现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张奎良同志。一道德标准或人道主义标准在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是张文论及的中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以《共产党宣言》。

试论存在和物质的关系——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张奎良同志的《论存在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一文(载《求是学刊》1982年4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存在而不是物质。在论证过程中谈到物质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他认为,存在“高于物质,是最广泛的哲学范畴,给存在下定义,必须开阔视野,突破物质的框框,……和存在相比,物质仍然是个局部性的范畴,是存在整体的一部分。”张奎良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发表的文章,也坚持相同的观点。我觉得将存在与物质的关系理解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值得商榷的。

“四个特征”不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积极综合——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张奎良同志在《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和四个特征》(《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是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成果的一次积极的综合”。我认为四个特征与十六要素在其最基本的方面是不一致的,四个特征不符合十六要素的精神实质;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辩证法成果的“积极综合”。

汉英语法异同辨——与任学良同志商榷

自《马氏文通》起,汉语语法研究就有“削足适履”的毛病;汉英语法比较研究看来更容易犯这种毛病:不但削汉语之足以适英语之履,还往往削英语之足以适汉语之履。这在任学良同志的《汉英比较语法》(以下简称《汉英》,引文只标页码)一书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力教授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指出:“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着重号原有)蔡文萦同志也说:“对比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知道两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相异之处。”

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地位——与巴亚良同志共商

《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了巴亚良同志的文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以下简称《断想》),我拜读之后,深受启发,非常高兴。从1982年以来,笔者为在哲学上确立“一分为三”的命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发表了十五篇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还是廖廖无几。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必须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样具有普遍性,但都不能绝对化,还要承认“一分为多”。总而言之一句话。

是实质之争,还是语词之争?——读赖金良同志的一篇文章有感

一《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刊载的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在作者看来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人能不能彻底认识世界?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可知论?这个问题, 好象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因为多年来,在哲学家的讲台上和书本里,都是这样讲或这样写的:‘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或者至少是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我却认为,这个‘定论’未必正确。把‘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和‘不可知论’混为一谈, 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里被作为”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型言论加以引证的一段话,赖同志特别注明引自李达的《辩证唯物论大纲》

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答浦伯良同志

拙作《杨朔创作简论》 (发表于本刊1982年第1期,下称《简论》),是一本书稿的引论部分,先发表出来,是想征求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意见。浦伯良同志《要尊重事实》一文,对拙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首先必须向读者说明,拙作所根据的材料本身存在着某些失实的情况,所以一些史实便出现了差错。文章发表后,杨朔同志的胞弟杨玉玮同志来信对此予以指正,兹特对他表示谢意。现征得他的同意,将其1982年7月20日来函全文抄录如下,借以对拙作中杨朔某些生平史实予以订正。有位明友送了本今年的第一期《扬州师院》给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杨朔创作简论》。

关于商品生产原因一般的几个问题——与张宗良同志商榷

《理论学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发表的张宗良同志《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原因究竟是什么》(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对拙作《从不同层次上研究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以下简称《原因》,见《理论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提出了商榷。《张文》指出,把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原因概括为社会分工和个别劳动的间接社会性,“这个结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缺乏应有的事实根据。”具体理由有如下三条:“首先,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原因时,从未使用过‘个别劳动’这一概念”;“其次,《原因》一文对个别劳动和商品生产之间关系的分析,

为农村读者尽心尽责——马守良同志访问记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我听说浙江省出版局局长马守良同志在学习了十二大文件之后,组织了110多人分批下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很有收获。这次他风尘仆仆地赶来开会,带来了广大农村读者对出版工作的殷切希望,我就特地去拜访了他。我们一坐下来,马守良同志就兴致勃勃地畅谈起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农村出现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那确确实实是空前的,出乎我们意料的。这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必然结果。”接着。

论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态度——兼与庾裕良同志商榷

顷读庾裕良同志《论中法战争的性质和失败原因》(载《学术论坛》1982年4期)。庾同志对近年来越南一些御用史学家秉承黎笋集团意旨,歪曲历史,以适应其反华需要的批驳,对越南阮氏王朝昏庸卖国、投降附敌的揭露,我是完全同意的。庾同志对清政府在战争中的态度的分析,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揣冒昧,谨陈陋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政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在远东,它不仅要把越南变成“保护国”,而且要打开中国西南的大门,建立一个法殖民帝国。为达此目的,法国远征军1883年夏开始在越南大举进攻。大敌当前,中越两国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两国的封建王朝却不顾民族利益,在侵略者的压力下妥协投降。腐朽的越南阮氏王朝首先放弃主权,清王朝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也随时寻求机会与侵略者妥协。

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提法无可非议——与刘道良同志商榷

前年,刘道良同志曾两次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抛弃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见《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三期和《学术论坛》1980年第三期)。对此,我愿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便请刘道良及其他同志指正。(一) 一切事物都互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和方面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