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下的“良好监管实践”:机制、特征及影响

2022年“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谈判正式启动,其中包含“透明度与良好监管实践”议题,反映出美国要引领印太区域规制融合核心议题,主导关键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图谋。IPEF将重点构建对国内监管的国际规范机制,主要包括提升政策制定透明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完善内部协调及推进政策评审。IPEF还将构建对国内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其中监管合作主要与产业联动,同时会推进机构设置并强化纪律约束。相关谈判也将对中国参与区域经贸治理产生影响,为此要顺应国际治理趋势积极参与规制融合进程,国内监管衔接国际推进制度型开放,依托监管合作拓展共商共建共享新领域,针对谈判特点更加关注对重点议题的应对。

对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基于国内和国际双层治理的比较研究

国内规制主权与自由贸易间关系长期为人关注,对此部分经济体就曾利用"良好监管实践"优化内部规制并形成经验。在近年各类经贸谈判中,原本主要适用于国内的"良好监管实践"正成为重要协定下的新议题,其中CPTPP"监管一致性"、USMCA"良好监管实践"等已成为国际监管合作的重要制度型规范,并呈现国内和国际双层治理相互促进之特征。上述进展体现了国际经贸治理演进新趋势,与RCEP所遵循的传统WTO相关纪律差异较大。随着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中国也应关注参与"良好监管实践"的国际合作,支持促进协调引导型治理范式;针对贸易投资等开展国内监管改革,率先衔接"良好监管实践"国际规范。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良好监管实践”的视角

国内规制作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因素,面临扩大开放与维护主权间关系“两难”。从GATS到CPTPP、SDR等相关纪律,各类协定对服务监管透明度、可预期性及规范性要求不仅持续深化,同时还拓展出规制融合的新领域。虽然不同协定仍存在治理模式及手段的差异,但也呈现若干共性,更加体现“良好监管实践”特征是其中一项重要趋势。国际规则演进对中国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出新要求,包括提升政策透明度,拓展利害关系人参与;稳定审批工作预期,深化“良治”改革;因应治理模式调整,完善监管评估制度。对此中国应结合履行SDR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情况,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定位,探索规制融合的协同路径与方式。

国际贸易法视阈下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边界及其协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切入点

数据本地化措施与数字贸易自由化发展密切相关。全球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蕴藏着纷繁复杂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国际贸易法视阈下,数据本地化措施属于国内监管措施。因此,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合理边界即在于不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沿循必要性标准测试的实践,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必要性判断应当综合考虑成员方所追求的利益或价值的重要程度、争议措施对政策目标达成的贡献程度、争议措施的贸易限制程度、成员方对公共利益和价值的保护程度和更少贸易限制性替代措施五个方面。以此为标准展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措施并未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施加不必要的贸易限制。基于发展的视角,国内监管议题是晚近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议题。在良好监管实践的指引下,完善数据本地化措施应当提升措施制定全流程的透明度、完善监管影响评估并关注国内监管措施的协调与平衡。落脚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国应考虑以数据信息跨境流动自由化为原则优化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规则,并积极探索良好监管实践在个人信息跨境影响评估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