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实践治理中“良序科学”关涉的三种理论形态

“良序科学”是科学民主化理论视野下一种公共协商式的理想模型。“良序科学”中的“科学”,突出了温和科学实在论尺度下的科学之辩护,具有价值负载特征的科学之目标,以及从个体善转向寻求集体善的科学之实践。“良序科学”意在从整体的维度揭示科学实践活动的良序性。通过建构一种新的解读模式,梳理了基切尔讨论科学民主化问题的轨迹,包括三种进阶式的具体理论形态,分别是良序的科学价值规范、良序的科学研究过程和良序的科学参与。这三种形态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统一于基切尔科学实践活动民主化的理论建构和实现路径上。“良序科学”所关涉的三种理论形态,有助于以新的、更加立体化的视角分析大科学时代科学的社会嵌入图景之转变。

“良序科学”:科学实践治理的一种新模型

“良序科学”鼓励公众对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科学决策的参与,科学共同体与公众、政策制定主体三方,应当在理想的协商中制定出符合人类“普遍善”的决策,理想的协商能够对科学研究及其实践活动具有全面性的了解,而良序的研究议程的设定,则将“内行与外行的冲突”“不充分代表”“专家独断”等风险降到最低。

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基于罗尔斯“理想理论”的考察

"良序科学"理论借鉴罗尔斯的"良序社会"构想,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的理想组织方式。然而,"良序科学"却超出了其作为"理想理论"的设定,试图直接指导科学政策的实践,这导致了其论证过程中的自我矛盾。"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为审视现实的社会正义和科学探究提供了完善的"标准",但都无法用来指导制度设计。

基础研究与良序科学

当前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型举国体制都要求发展和革新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构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需要处理好: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的选择问题、长期稳定的知识供给问题、公共价值的充分代表问题及如何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问题。“良序科学”作为科学哲学家所论证的关于现代科学形态的理想模型,提供了一种扩展科学多样性的思路,可以从认知多样性和价值多样性的角度分别回应上述的基础研究的认知需求和价值需求,为解决“前瞻性”基础研究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启发。

基于“良序科学”理想对“CEPC-SPPC之争”的讨论

基切尔认为，树立于温和实在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形象才是实际的，这也是将科学民主化的认识论依据；与此同时，布朗论述了将科学民主化的政治学依据。这两个依据是旨在为科学实践治理提供标准的“良序科学”理想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良序科学”理想要求“理想慎思过程”贯穿于科学的资助、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以此确保民主力量能始终发挥作用。基于“良序科学”理论来看，最近爆发的中国是否应该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的争论至少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科学实践及其治理存在的三个显著问题：（1）中国科学实践的“治理”方面存在观念性障碍；（2）治理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实践治理的民主模式及其多样性和具体性；（3）治理主体未能辨明科普的双重目的：“理解”与“参与”。若要解决这些问题，下述的思路或许可供参考：（1）思想观念方面强化认识科学实践时的整体论思维；（2）理论研究方面引入普遍语用学的维度；（3）制度设计方面重视科学实践治理的正义原则。

科学民主化的两种研究进路

科学民主化的研究是由一系列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所推动的。关于科学民主化的研究一般由两部分构成:民主化理由和民主化限度。由此,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研究进路:STS的进路和科学哲学的进路。在民主化理由方面,STS的研究进路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真理与客观性,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为民主化打开大门;而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以一种温和实在论保留了科学真理,而反对科学自治。在民主化的限度方面,STS的研究进路允许公众对科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而科学哲学的进路将公众参与限于议程设置和知识应用阶段,把知识生产活动留给科学家自主决定。此外,STS的研究进路关注的是现实的民主化实践,而科学哲学的进路试图提供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式。

科学民主化的哲学论证

由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政策实践所引发的科学民主化问题长期缺乏规范层面的辩护。科学哲学家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问题提供了系统的哲学论证。然而,在对"理想协商"的论证中,他未处理好代议制与协商民主间的关系,原因在于所使用的民主的工具论证对价值的非完全承诺,从而导致了民主模式的困难。

企业资助效应的哲学审视

基于学院科学与产业界的交互创新模式,企业资助与偏见行为之间呈现出一种强利益关联性,这一科学研究的企业资助效应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以价值的负载掩盖事实的建构,在伦理上表现为利益冲突与商业机密之于科学规范的破坏。一方面,科技创新创业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开放性边界,为企业资助效应的发生提供了认识论根源;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行为规范下集体机制的失效,为企业资助效应的泛滥提供了伦理基础。因此,企业资助模式下良序科学的维系,不仅要求在描述性进路上追踪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争议性活动,还需要考虑在规范性进路上促进科学共同体之间有效的批判互动,以此为寻求“求真”与“逐利”之间的平衡,进而塑造一种价值导向的认识论机制提供新的哲学进路和方法论借鉴。

科学争议治理的三种模型

科学争议治理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或缓解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专家的角色依据在于其拥有特定领域的专长,公众作为争议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声张权益的权利。我们首先讨论科学争议带来的理论挑战,然后分析三种科学争议治理的模型,即柯林斯等基于专长研究提出的知识论模型,基切尔建立在认知分工概念基础上的公共协商模型和安德森提出的公众评估专长的证词模型,最后是对这些模型规范性的几点评论。

科学政策与全球正义——一种资助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道德辩护

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西非的大爆发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针对病毒的有效疫苗研发成为抵御这一灾难的关键。发达国家对这类"被忽视疾病"的研发资助不仅是出于慈善或人道援助的义务,而是一种全球正义的责任。然而,基于普遍人权论证的全球正义理论无法为涉及科学政策议题的埃博拉疫苗研发资助提供适当的道德基础。考虑到科学政策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基础,基切尔的"良序科学"及其价值承诺,为全球正义作为科学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在"良序科学"的基础上,一种基于功利主义平等原则和无国界差别原则的全球正义理念,将支持发达国家投入埃博拉疫苗的研发作为一种正义的责任而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基于公民科学实践的科学民主化理论研究

公民科学为分析STS进路和科学哲学进路的科学民主化理论的基本共识和主要分歧创造了可能。"基本共识"体现为反对科学自治和将民主化限定在科学的决策维度。公民科学实践表明:反对科学自治的民主化理论与公民科学的民主实践存在"错位";公民科学实践突破了科学的决策维度,延伸到了科学的实施维度,但实践得都不彻底。"主要分歧"体现在科学民主化的理由和限度方面。在"理由"方面,STS进路基于社会学方法和科学建构论;科学哲学进路基于哲学方法和温和实在论。在"限度"方面,以贾撒诺夫为主的STS进路主张科学的三个阶段彻底民主化,以科林斯为代表的STS进路和基切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进路主张保留一定的科学自治。公民科学实践表明:两条进路都不能为公民科学的民主实践提供充分理由;科学民主化实践灵活而多样,未遵循理论给定的"限度"。总之,科学民主化理论不够完备,公民科学的民主实践不够彻底,二者形成了张力关系。张力关系形成的根源之一是科学民主化理论与公民科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根源是科学民主化理论定位的局限和科学民主化实践程度的有限。可通过加强科学民主化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关注与思考和兼顾科学的决策维度和实施维度来缓解这种张力。

变形记:反思《科学、真理与民主》

本文回顾了自2001年《科学,真理与民主》出版以来,我对科学、民主和相关问题的思考演变。本书出版后我很快意识到“良序科学”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延展,因为其只关注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方向。气候变化的例子迅速促使我思考如何将科学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公众。在阐述我的观点时,我发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约翰·杜威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开始意识到在讨论科学时不应该事后才考虑到价值的问题,应该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嵌入对价值的精心描述中。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基于一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科学哲学概念、一种对所谓纯知识的怀疑论立场、以及对于“改造哲学”的重要性的信念。

论科学自主的社会根源

在整合科学与社会的哲学努力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构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主张,“科学的”和“好的”不能划等号,好科学要由好社会来提供担保,而好社会的关键在于奉行民主协商原则。基切尔选取的规范性立场,实际上要求用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支配科学的进展。这里也有风险,整体利益可能落不到实处,结果和强纲领的情况一样,科学对社会成见的矫正力量倒是先失去了依据。本文主张,通过阐明科学自主的社会根源,兼顾科学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科学的约束两个方面,实现科学与社会的更好整合。

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

现代国家的科研资源分配经历了科学精英与政治精英决策到公众参与决策的历程。但其规范性基础始终是功利主义的,即科学研究促进所在社会中公众集体福利的最大化。"良序科学"理论为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做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其以偏好满足解释福利,并在个体偏好形成集体偏好中持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立场,然而这种立场可能使其民主决策程序中产生道德上非正义的偏好,进而导致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