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喻良能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喻良能是南宋中兴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敬仰和推崇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对杜甫多有接受。从三方面探讨喻良能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在诗歌内容方面,化用杜诗字句、吸收杜诗意象;在诗歌艺术手法方面,对杜甫题画诗写作手法的继承、注重炼字;在诗歌艺术风格方面,取法杜甫沉郁的风格。

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证明的“良能说”——以利玛窦对孟子思想和奥古斯丁神学的运用为中心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天主(上帝)的存在提出了一系列证明,他以阿奎那的自然神学证明为骨架,借奥古斯丁普遍认可的论证与本体论证明来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互相诠释,是汉语神学的滥觞。

朱子论“二气之良能”

朱子用阴阳二气去解释"鬼神"。鬼神是"二气之良能","屈伸"是"二气之良能"的重要表现。鬼为阴、为屈,神为阳、为伸,良能体现的是二气能屈伸、会屈伸,良能强调二气自然能屈伸。良能突出了气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在朱子那里表现得十分复杂,屈中可以有伸,伸中也可以有屈,屈伸的复杂性展现了二气的"灵"。气的屈伸的复杂性也造成了鬼神的不同分类,我们可以从气的屈伸状态理解朱子对鬼神的分类。

良知良能:在苗裔与放心之间

对于孟子良知良能说,宋明儒在涵养、省察、推扩的理解主脉以外,还带出一种微妙乃至警觉的意味:良知良能不仅在爱亲敬长意义上作单一途径的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好好恶恶、饥食渴饮,实际存在着一个良知良能的"表现区间";随着这一区间意识的发生,良知良能说却也面临了一种新的危险,即,良知良能表现区间的内部断裂,也即饥食渴饮与爱亲敬长的两橛化,进而,无论是饥食渴饮还是爱亲敬长,它们作为良知良能之表现的地位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阳明“良知”、“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兼论“良知”之本质

关于阳明"良知"和"良能"概念的探讨,学术界较少谈及,因为良知已然包括了良能之义。对阳明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良知,它是气、精、神之合一体。具体来区分的话,在宇宙则为天理良知,在人心则为人心之良知。天理良知是全知全能之整体,人心之良知则必然亦是知能之整体。

化良知良能为公益善举——谈雷锋精神的践行之道

雷锋精神是以雷锋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为雷锋传人所敬仰和追求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具体解读为:一颗钉的刻苦钻研精神、一滴水的团队协作精神、一团火的无私奉献精神、一块砖的普通劳动者精神、一片叶的感恩反哺精神。今天我们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就是要学习其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忘我无私的精神境界,与人为善的善心和助人为乐的善行。一句话,就是努力将个体具备的良知良能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公益善举。

从良知到良能——阳明和蕺山“四端”异解及其意义

孟子提出的'四端'和良知、良能以明性善,成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经典文献重要依据,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不仅是理学、心学、气学等学派之分野,而且还是各学派内部思想深化发展的重要机缘。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良知'解'四端',并以良知学说确立其心学思想的主干。刘宗周以'良能'解'四端',打通了心学和气学。从王阳明到刘宗周,从以良知到以良能以诠释'四端',不仅在哲学上逐步精密地解决了道德情感、实践理想和道德法则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对中晚明士人坐而论道风气和心学狂禅末流具有纠偏补弊和实践指导作用。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南宋诗人喻良能诗歌论略

南宋诗人喻良能的诗歌题材多样,其中最突出的是山水写景和寄赠酬答之作。前者主要描写桑梓故里和为官之地的自然风光,后者则抒发了兄弟手足、同僚师友间真挚的亲情和友情。其诗风格清新雅健,语言清亮流丽,善用刚硬有力的健字,化用前人成句也能做到妥帖自然,抒情方面表现出有意回避时事和个人悲喜的特点,在南宋诗坛上自成一家。

喻良能交游诗研究

“乌伤四君子”之一的喻良能一生为官四方,为人耿直,交游广泛,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品《香山集》中。其中记录与友人、乡贤、同僚交游的诗歌以唱和、酬答、送别等诗作形式,以用典、比兴、衬托等表现手法,表露其生活态度,展现其为官之道,蕴含丰富的伦理之情和忧国忧民之情,是南宋初期文人为官作文的交游典型表现。其交游诗也展现了南宋初期文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百态。

喻良能诗歌中的爱国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南宋中兴诗坛前期诗人、"乌伤四君子"喻良能,一生为官四方,政事繁忙,其许多诗歌作品描写其在为官期间的所见所闻,以此表露心迹。加之两宋之际的官僚朋党之争,以及文人们济助世人情感得不到自由伸张。为此,喻良能把这种济世的情怀隐藏于诗词中,表现在交游里。本文立足《香山集》,探索其诗歌中恢复中原的志气,为民请命的情怀,并与同时代爱国诗人相比较,展示喻良能、"乌伤四君子"乃至历代婺州文人的民族气节,丰富传统文化蕴含的爱国精神。

良心·良知·良能的生成论思考——德性研究的另一视角

德性乃内在自我的彰显,它经历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换,其内在运作机制却是良心通过良知而向良能的实现。良心即是好、善心,它是人性对心灵的本能觉悟。良心的这一生成方式开启了它敞开自身的双重道路,即致良心的认知道路和诚证良心的行动道路。致良心,就是启动精神世界的意识的功能,对良心予以理性的致知而构建良知;诚证良心,就是以良知为武器和方法,来指导行动验证良心的力量,这即是良能的践行。

王阳明“良能”概念的理论意义

王阳明晚年的良知学在"知行"问题上区分开了"良知"和"良能"两个概念,并通过"知行本体"的内涵变化赋予"良能"概念以"好恶"的新含义,这一含义在其心学思想的理论建构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本体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一是阐明良知的爱敬感受与是非善恶的道德认识之间意识关系的桥梁,二是蕴含着并昭示出天理的全体内涵,三是解决"无善无恶"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工夫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不仅是道德认识的先天根据而且也是道德行动的先天根据,因而成为道德实践的价值方向和内在动力的共同基础。可见"良能"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哲学阐释力甚至不亚于"良知"概念。

“知行合一”视域下小学德育教学优化策略

“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是知行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传习录》中写道:“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王阳明认为意念生成必须与“良知”或“良能”统一,实现“知行本体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本能、艺能与良能

一心有三能《论语》总章一五七: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所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行为不事隐曲,后果无所商略,所以为夫子所不许。

先天结构性缘境呈现——孟子性情论的思想特色

孟子的人性论,以性即心而显诸情,在情志的活动中动态地展显人性的内涵。其言“性”的方式,不是把它推出去作为一个现成的对象来分析,而是从生成的历程来动态地展显其整体性的内涵。这是一种内容的而非形式的讲法。孟子即“心”以言“性”,实以人心本具“能-知”一体的先天性逻辑结构,而将不忍、恻隐、慈逊、亲亲等种种具有道德指向的情感内容,理解为此“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各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情态表现。《易》言“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存”即“在在”。连续性地在在,亦即生生,“我”生生而在在,道体性体,恒即此生存之历程而亲临在场。这种“有我”或“有体”的人性论,构成了儒家道德及其教化学说的形上学根据。其蕴含的哲学精神不仅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当代构建具有价值,而且对人类信仰的重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心学”到“心·管理”

“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说到“心学”自然想到明代思想家、传统“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四句诗:“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心学”四句,高度概括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三个基柱:一是心即理;二是知行合一;三是致良知。这是从人性的善恶出发,对中国古代“心学”的传承和弘扬。“心学”是王阳明的思想精髓。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儒家亚圣孟子。孟子认为,人人有良知良能。这个良知良能就像我们的四肢一样,先天地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心学”至宋代程朱理学后,又有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理论。

从论才三章看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存在性的先天内容。《告子上》第六、七、八章,这里称为孟子"论才三章"。其中所言之"才",是在"与人相近"的好恶之情上呈现人的"良心"或"仁义之心"。良心以"好恶"迎拒事物,必缘境而显现为当下性的种种"端"。孟子举四端为例说明此"端"的逻辑内涵,但所谓"端",却并不局限于"四端"。人心诸"端"既非某种预设性的现成天赋道德情感,亦非某种由积习而成的经验性情感。"端"是人心作为"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一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必然情态表现。它表明,人心不仅在理性上具有对仁义诸道德规定之"同然",而且在情感实存上内在真实地拥有这仁义,具有实现善之先天的才具。故孟子所谓性善,是一种具有存在必然性的本善,而非仅具某种可能性的向善。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