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之艰难情势制度阐析

集国际商事合同立法大成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系统地规定了艰难情势制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没有规定艰难情势制度,法院与仲裁庭可以适用《通则》作为补充。我国在《合同法》的修订中可以借鉴《通则》对艰难情势制度的规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提供的仲裁与司法判例对研究《通则》的艰难情势制度大有裨益。

合同落空和艰难情势在海运包运协议中的实践分析——以H钢集团为例

"合同落空"是指订立合同后,如果出现了双方当事人事先预料不到的意外事故,致使合同的履行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则合同当事人得解除履行合同的义务。"艰难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严重改变了合同的平衡,其结果导致一种经济方面的额外负担加于一方当事人身上的情况,作出估计并规定处理办法的条款。2019年初由于国际铁矿供应商发生的不可预测的矿难和飓风等情况,导致一段时间内铁矿供应异常困难,而H钢与承运人更面临着巴西航线长期包运合同无法执行的局面;在此情况下,H钢国际从法律途径探讨当下艰难情势下合同条款的适用,并根据矿山生产和海运市场变化,推动合同执行。文章结合国际矿商供货实际发生情况,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借鉴和应用合同落空所具备的条件,通过分析H钢海运合同中可贴近合同落空的条款,得出最终的分析结论,并指导在实践中合理妥善解决合同中出现的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是否包含艰难情势探究

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剧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对于艰难情势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其作为国际货物贸易通行法律工具的地位难以为继,使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条文的解释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分析国际学说、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有关经验,并回归第79条条文本身,对该条是否包含艰难情势的问题进行探究,希望能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性质界定及适用路径

仲裁庭在裁断国际商事合同争议时,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前提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强制性规定。为了推行对外政策,部分国家对外采取贸易禁令、金融管制、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迫使相关个人或实体改变其政策或行动。迫于次级制裁的压力,当事人常以单边经济制裁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由,拒绝履约并要求免责。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存在事实论、法律论、折中论等不同主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试图弥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冲突,允许当事人对自身不能控制的履行障碍主张免责。单边经济制裁在外观上具备强制性规定的特征,但其适用需综合考虑仲裁地、准据法所属国、第三国的立场。

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下CISG第79条的适用及其启示

理论上,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以下简称“重大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但是在实践中很难一概而论。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如果合同免责条款并未明确重大疫情属于免责事由,则需要根据合同准据法具体认定。以CISG为例,重大疫情并不必然属于第79条被免责的“障碍”。但尽管如此,CISG在处理涉重大疫情违约纠纷方面具有制度性优势。其一元规范模式、第三人原因免责制度、多元化救济方式等,既能很好适应疫情的复杂性,也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对此,建议中国企业在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选择CISG作为准据法,谨慎设置不可抗力条款、纳入再谈判条款,建立长效重大疫情违约应对机制,以提高援引CISG免除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中国法院在处理涉重大疫情违约纠纷时,也应借鉴公约思路一体化应用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制度、严格适用CISG免责制度并且灵活运用救济手段,合理化解纠纷。

国际商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对“新冠肺炎”疫情适用法律分析

2020年年初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国际商事合同纠纷。国际商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直接影响着新冠肺炎疫情能否适用及如何适用。在纠纷解决时需对涉案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律进行识别。适用国际条约(如CISG)、中国合同法的不同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能否构成具体案例情景中不可抗力或艰难情势需要具体分析相关法律问题和事实情况。尽管我国法院在处理非典事件涉及不可抗力的实践可做参考,但非典事件与本次新冠肺炎有明显的不同。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国际商事合同纠纷时要着重考虑具体事件与合同不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国际商事合同当事方不能笼统地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不可抗力而当然地认为其违约责任可以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