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网络色情直播也愈演愈烈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与法律风险,需要适用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合理规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应当通过分析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特征解析其规制困境,梳理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主体和类型以明确其涉及的罪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无法适用于规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组织淫秽表演罪、聚众淫乱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都有适用的空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则可以作为兜底罪名进行适用。

论网络色情直播的刑法规制

近年利用直播平台进行网络色情犯罪的现象突出,但刑法对网络色情犯罪规制不力,对网络色情直播行为定性缺乏统一标准,对刑事责任主体的界定不明晰。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刑法规制:明确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具体罪名;统一司法标准;健全处罚方式。

网络主播色情直播的定罪问题研究

网络直播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诸多弊端。其中,网络直播涉黄是比较典型的问题,挑战着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然而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不一而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因此,有必要理顺网络主播直播色情内容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和聚众淫乱罪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实务中罪名的认定。

论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直播产业在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乱象四起,由网络直播产业衍生的网络色情直播行为是一种应受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目前我国存在现有刑事立法缺乏针对性的规定以及规范文件位阶偏低、刑事司法实践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刑事处罚措施有待完善、未考虑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等问题,而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色情直播行为所涉及的罪名的法律定性及其处罚引人诟病。因此寻求规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路径迫在眉睫。具体而言,首先应对现有规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有关刑事罪名进行扩大化理解。其次,统一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的裁判标准。再者,健全规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刑事处罚措施。最后,在刑法条文中增加向未成年人进行色情侵害从重处罚的规定。

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治理对策——以家族长为视角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并爆红,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趁机利用网络直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中网络色情直播犯罪尤为猖獗,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在色情直播犯罪中,平台与主播往往是公安机关打击重点,但平台与主播之间还存在关键的中间角色——家族长。家族长在犯罪中处于特殊地位,打击家族长有利于色情直播犯罪治理。在侦查中发现,家族长犯罪社会危害严重、难以确定真实身份、资金流动快查证难、取证工作难。对此,公安机关必须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合规化审查,要根据不同的传播人群有针对性地打击色情直播,及时抓捕家族长,做好打击色情直播犯罪的基础性工作,有效遏制色情直播犯罪发展蔓延。

论网络直播平台经营者放任平台内色情直播行为的刑事责任——评“LOLO”平台经营者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由于淫秽表演与淫秽电子信息间存在本质区别,网络色情直播行为当属淫秽表演而非传播淫秽品。基于此,放任平台内色情直播的网络直播平台经营不能被认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承担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刑事责任。

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研究

当前,网络色情犯罪借助于直播行业的浪潮愈演愈烈。以犯罪学视角分析发现,此类犯罪的罪因在于:疫情时代社会的紧张性加剧、理性犯罪人的选择、网络直播监管不力以及主播行业的恶劣竞争。通过对相关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发现此类犯罪现象的四个犯罪特征,即:犯罪主体多呈现出低龄化、无业等状态;发案具有地域化倾向,经济繁荣地区的色情主播的比例较高;引流方式具有完整的黑灰产业链;平台内从业人员分工严密,隐蔽性强;聚合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色情直播平台的搭建。治理此类犯罪,应从纠正网络直播价值文化入手,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提高犯罪成本,以期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网络色情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基于罪与非罪动态平衡的博弈

网络色情直播,因表演行为本身没有固定性而无法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认定,一般也不可认定为聚众淫乱罪。组织者和组织表演"两头挑"的表演者可能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拒不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基于道德与法律、性自由与社会秩序、技术发展与法益保护的价值考量,刑法应保持其谦抑性。规制网络色情直播从目的上应由维护传统道德观转向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视角;从手段上应由单纯依靠事后惩罚转向与行业自律、准入审核、技术监管、文化引导等事先性治理手段相结合。

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认定研究——以三个案例为视角

在色情直播行业巨大的红利下,一些人直接创立、购买直播平台组织主播进行淫秽表演。相比于单打独斗的主播而言,这些直接设立直播平台的组织者的行为危害性更大。其将主播聚集在一起,管理主播的直播,有组织、有体系的管理规避了网络监管,对社会治理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有必要对直播平台的组织行为予以打击。结合目前的司法案例,对该种组织行为的定罪,争议较大,因而本文重点讨论该种组织行为的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