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中的“侧艳体”

“侧艳体”是宋词创作中的一种体式。“侧艳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爱情词、甚至一般的青楼楚馆词的特点。“侧艳体”的审美风格猥琐轻薄 ,因此 ,宋人在编集时习惯对这类作品另作处理。大概由于同样的原因 ,“侧艳体”仅见载于王灼的《碧鸡漫志》。“侧艳”本是音乐概念 ,由于王灼的误解 ,遂变为词的体式的概念 ,远离了本来的含义。

李贺艳体诗风在晚唐的影响

李贺的大量艳诗多以乐府体的形式,构造出一个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世界,想象出神态多姿的女性形象,或者将神与人相糅合,来寄托自己的艳情想象和作为对人生失意的补偿。这种艳体诗风对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艳体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过《沁园春》艳体咏物词与南宋词学的发展

词发展到南宋,咏物题材大增,成为南宋词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咏物词的题材达数十种,其中有一些题材,虽然写的人极少,但能够体现出词史发展的一些新因素,特别是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就颇值得关注。本文试以南宋辛派词人刘过的两首咏美人系列《沁园春》为例②,对此略事讨论。

女性文学与艳体文学的关联性及其阐释语境——从“香奁诗”的两种含义谈起

"香奁"本指女性的梳妆用具,后在诗学层面逐渐具备了艳诗与闺阁诗的双重含义,其逻辑在于二者具有相似的题材并共享了相同的书写传统,这是古代女性文学与艳体文学存在关联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艳体文学对闺情题材的处理已经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女性文学中的闺情题材创作很难不受其影响;且女性的文学创作多被视为其自然情感的流露,特定的身份又使其情感多指向男女之情,晚明的崇情论由此为其与艳体文学提供了同一套诗学话语体系,女性文学在该语境中也容易被加以艳体化的阅读与阐释。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对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应注意还原与之共生的语境,避免过度解读或理论先行的情况,文学研究应致力于呈现文学史版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论纳兰词的“香艳”之风

"香艳"是纳兰词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为人们所忽视。纳兰词的"香艳"之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物象、情境、色调的温软香艳和对前代艳体诗人情思语汇的借鉴吸纳。这种风格虽然为诸多因素所削弱,却对提高纳兰词的艺术品位起重要的作用。

梅村词“艳”“哀”之美论析

吴伟业,宇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人(今江苏太仓县)。明末清初,诗名盖世,他以毕生精力写作大量五、七言歌行,创为“梅村体”,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很大影响,以致徐世昌说其形成一个艺术流派《见《晚晴(艹移)汇》)。但《梅村诗集》二卷,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晚唐诗境与词境

由于时代风气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变化等原因,晚唐诗歌表现出三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深情与苦调,即浓厚的感伤情绪与悲剧意识;二是艳体与曲笔,即以秾艳之辞写儿女之情,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以寄托身世之感;三是细意与静境,即描写对象细小,艺术构思细密,而境界趋于静谧深邃。晚唐诗歌的这些特色对于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词的特殊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笺李商隐《无题》一首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此诗,以艳为体,笺为爱情诗,落于皮相。因为除了诗面以外,再也拿不出根据;拿出过的华阳观宋道姑,还有什么卢飞鸾、卢轻凤,都已被证明是穿凿附会。还有人说,有这种婚外爱情的是作者本人。全不察李商隐说:“南国妖姬,丛台妙妓。

杜牧及其诗评漫议

杜牧(803—852),字牧之,是唐代诗坛上的大家。自中、晚唐之际,迄于今世,杜牧及其诗歌,为众多的评论家所瞩目。据有关史传及杜牧《樊川文集》等著述可知,杜牧是一位深知时弊,关心国事,讲究经济致用之学的诗人。他的不少名篇佳什彪炳诗史,千百年来深受读者喜爱。因此,对杜牧及其诗歌的好的方面,古今一些评论家曾给予肯定和赞誉,这是完全必要的,这对学习和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纪昀评义山诗浅谈

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大抵有着诗论家和诗评家的差异。诗论家持有一套独立的理论主张,如强调气象、格调、性灵、神韵等等,评诗时因立足于构筑自己的体系,有时不免失之偏颇。而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与诗歌鉴赏水平的诗评家,虽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往往能不拘一格,融会贯通,评诗时较全而通达持平。纪昀就是这样一位颇具特色的诗评家。他的义山诗评点,表现出了纯正的审美趣味和高超的艺术判断力。

解开韩偓的人品和诗风“矛盾”的结──论《香奁集》的性质

解开韩偓的人品和诗风“矛盾”的结──论《香奁集》的性质刘怡韩见知于世，先以其人。他早年曾蹬科场，４８岁（唐昭宗龙纪元年，８８９）时方登进士第；后召拜左拾遗，迁翰林学士承旨，得昭宗亲信。时强藩虎视，阉宦专权，唐室发发将亡，在这种情势下致尧置生死于度外，...

题壁

自从秦始皇在泰山勒石之后，凡中国到处的庙宇、客店的墙壁就遭了殃了。诗日：许久不见诗人面，不觉诗人：之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又日：如此放大屁，因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抵住了。不管是人屁是狗屁，到底还是诗。如今世风日下，我由成都到嘉定的路上，一路客店，必先举烛以照墙壁，除了“张二、王三某日宿此”，或“东房的婆娘是……”外，惟有几首“身在路上心在家”一类的旧作，要找一二篇可以解颐的屁，实在不如在东大路客店中的方便。

蜀中回音

天行先生：您一月十一日的来信,虽然又绕了一个圈子,而后到我手上,幸而还在一月份的当中。我们未曾见过面,却得了您两封信。第一封,您以为我仍在四川大学教书,将信寄到成都,不料我已改了行,在重庆打铁,于是此信绕一圈子;第二封,您自然相信我定在重庆了,将信寄到民生公司，不料我半年前就已辞了打铁，仍回成都，但未教书，却在当我自己的司书生，故所以此信又绕了一个圈子。

浅析晚唐诗与词的关系

艳体曲笔 ,是以禾农艳之辞写儿女之情 ,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以寄托身世之感。

历史地评价杜牧——与《杜牧及其诗评漫议》的作者商榷

王德普同志的《杜牧及其诗评漫议》(《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二期,以下简称《漫议》)一文,提出了关于唐代杰出诗人杜牧研究中带有倾向性的一个问题,即“自宋以来”,“对这位诗人褒扬有余,批评不足”,这倒应该引起注意,並且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不过《漫议》在具体论证其观点的过程中,夸大了杜牧思想及其诗歌的消极方面,笔者拜读以后,确实不敢苟同,仅就其中部分重要问题,略加论列,就教于王君及方家、读者。

读黄培芳《香石诗话》

《香石诗话》二卷,是清季广东诗人黄培芳的一部论诗杂记。黄氏推崇《诗径》,主张作诗以真为主,贵于独创,在评说某些诗人和文学现象方面,观点颇为中肯,是清代广东诗话中较好的一种。

《萨都刺研究》——二、萨都刺的诗歌创作

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在萨都剌生前由他本人编辑成集,名曰《雁门集》。元干文传序《雁门集》时说,萨都剌“尝出其所作之诗曰《雁门集》者见示,予得以尽观”,又说“亦以生居雁门,遂取名集”。但萨都剌生前手定的《雁门集》今已无存。萨都剌的《雁门集》,今天见到的较完整的本子是清人萨龙光所辑注的《雁门集》,为十四卷。萨龙光在介绍这十四卷本的《雁门集》时说:“家中所传之《雁门集》,初刻于明天顺己卯(公元1459),十一世祖宗伯钝庵公,跋中言‘汇辑遗篇,合旧刻二十卷,总而为六’,在赵、李二刻之前。再刻于康熙庚申(公元1680)五世祖葛斋公,亦作六卷。

有趣的中日成语结构对比

日文是由中国文字传入日本后创造出来的文字。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因此,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成语」就不足为奇了。实践证明:日语成语在日语中也很重要。要想熟练掌握日语,而对日语成语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是不可能的。要想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同样也要十分重视对日语成语的学习和研究。

晚唐诗人王涣与其《惆怅诗》考论

晚唐诗人王涣之字号、籍贯与仕履等生平状况,尚有若干值得考察之处。根据出土的《王涣墓志》,史籍留存的归入郑延昌名下的两篇奏文当出自王涣之手,为其《西府笔稿》中文字,可以补《全唐文》之遗漏。作为王涣的代表作,《惆怅诗》十二首采用一诗专咏一人或数人的方式,叙写才子佳人之感怨故事,呈现出以艳体入于咏史的特点。《惆怅诗》十二首的吟咏对象多出自唐代的传奇或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奇风格,注重对人物个性和精彩画面的刻画,或对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改编或翻新,这些在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惆怅诗》十二首作为一组独具特色的七绝咏史组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