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蚤》到《致他羞怯的情人》——玄学派诗人邓恩和马维尔的艳情诗探析

本文通过对两位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和安德鲁马维尔的著名艳情诗的分析比较,揭示了玄学派艳情诗的写作手法和用喻特点,并探析了及时行乐主题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试论萨都剌的宫词与艳情诗

元代后期的诗坛“奇才益出”,世俗化审美倾向和“新变”之风盛行,以复古为革新的潮流给元诗带来繁花似锦的局面。萨都剌创作的宫词、丽情乐府、竹枝词等描写女性和爱情的艳情诗,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产生的,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他的这类作品别开生面,形成绮丽清新的富于个性的艺术风格,奠定了萨诗的多样性特色。

对杜牧艳情诗的反思

提到杜牧 ,人们常喜冠之以“风流才子” ,其实在对其艳情诗的解读之后 ,不难发现 ,他并非一味地纵情声色之辈。其艳情类诗歌创作 ,一方面体现了他报国无门的苦闷 ,以期通过爱情得到宣泄 ;

南朝文人艳情诗与乐府民歌产生背景的比较分析

情歌艳诗在南朝的汇合,有其种种主客观原因。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形成的时代风尚,直接剌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物质的富有,环境的优美,都推动了南朝文化朝着重娱乐的方向发展;儒道衰微,佛学兴盛,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大释放。文人艳情诗的产生背景又比乐府民歌的产生背景复杂得多。

追寻爱的真谛——读约翰·邓恩的艳情诗

本文主要从灵与肉的关系出发 ,探讨玄学派大诗人邓恩的艳情诗歌。邓恩的其艳情诗歌集《哀歌》与《歌与十四行诗》充分体现了诗人自己对灵与肉关系的思索。本文从对色情味甚浓的《致上床去情妇》,思想成熟的《灵魂出窍》以及带有柏拉图式意味的《离别辞 :节哀》等诗歌的分析 ,指出灵魂与肉体在邓恩的诗歌中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强调灵与肉的结合使邓恩在诗作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不同于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爱恋 。

相同的题材内容 迥异的艺术表现——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的差异

晚唐诗坛上艳情诗创作颇为盛行。李商隐与韩偓分别是晚唐前后期艳情诗创作的代表诗人,且两人又是舅甥关系,因此韩偓的艳情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商隐的影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艳情诗在艺术表现上却显有差异,主要表现在:诗歌意旨一具朦胧性,一具显明性;表现手法一具象征性,一具直陈性;艺术效果一具感染性,一具感官性。只有通过认真审视和深入比较,才能更清晰、准确也更客观和全面地把握这两个重要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

晚唐艳情诗与艳情词

晚唐艳情诗与艳情词是同一时代下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孕育的结果,它们不仅在题材、内容、情感基调上相同,而且,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以及体式上相近,这反映出晚唐艳情诗与艳情词之间的血缘、渊源关系。

艳情诗背后的心灵冲突——约翰·邓恩和他的早期爱情诗

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早期爱情诗中反映出他对情爱和女性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肯定世俗性爱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他的爱情诗表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和歧视女性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这种矛盾心态是当时动荡不安的英国社会现实和诗人坎坷的命运际遇在其诗作中的反映。

多因而致一果——也谈咸、乾艳情诗繁盛的原因

唐末咸通、乾符之际,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艳情诗风勃兴、绮靡之作泛滥的独特现象,形成了独异的末世狂吟的汹涌态势。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仅是晚唐衰朽时代的淫邪世风所致。实际上,个中之因是复杂而多样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其中除浮靡淫邪世风的原因之外,尚有前辈创作的承继、进士科考的推助、诗学理论的激导、共时文学的影响等等诸因素。确非个别原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所致,也即多因而致一果。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除了写与发妻、侍妾的情感外,还有与"个人"、婢女的艳情艳事。"个人"艳情诗20余首,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至二年两年间,即在发妻病重至病亡期间,诗人已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恋婢诗近20首,时间跨度为24岁至49岁,所恋对象显然非同一婢女。两类艳情诗皆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

论南朝艳情诗女性描写的娱乐化与物化倾向

艳情诗指以华艳辞藻、玩赏心态吟咏女性的诗篇。南朝此类诗作,对汉魏以来传统女性诗歌题材进行了全面的娱乐性改造,也开创了大量新的表现领域。南朝艳情诗的女性叙写,因为失去了伦理教化意味与政治托喻功能,而演变为单纯吟咏美色,体现艳情趣味的娱乐之作。而诗作中泛叙的女性,也因缺乏"人"的个性和情感而沦为物品的聚合体或物化的审美对象。

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原因探析

晚唐诗坛上的李商隐和韩偓,既是舅甥关系,同时也分别是晚唐前期和后期艳情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人。在艳情诗创作上,韩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舅舅李商隐的影响。不过,就艳情诗的艺术表现而言,舅甥二人在诗歌意旨、表现手法、艺术效果等方面则仍有差异。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殊异,理论主张有别以及所处年代各异。

道教房中术对中晚唐艳情诗的影响

房中术是道教主要法术之一,在中晚唐十分流行。服食丹药与房中术是通向长生的两个主要途经,且服食有助于房中术养炼。而这恰好符合此时文人既嗜欲又延年的社会文化心理。房中术对中晚唐文人艳情意识的催化有着重要作用,进而促成了艳情诗在中晚唐的勃兴。

李商隐艳情诗解读

本文通过对李商隐艳情诗的详细阐述,揭示李商隐创作艳情诗的真正原因,并从中得出对诗人李商隐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三):歌妓·阿锁

晚明诗人王彦泓因屡试不第,仕途无着,遂混迹青楼楚馆,希冀从歌妓那里寻求生理满足与精神慰藉,因而创作了大量艳情诗。诗中涉及多位歌妓,名为阿锁的歌妓是诗人最中意的一位,甚至令他动了纳妾的心思,但最终无果。这些涉妓艳情诗交织着诗人与歌妓的情与爱、情与性,这正是中国封建文人普遍的心理反应。

晚唐前、后期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探析——以李商隐、韩偓为中心

晚唐诗坛上艳情诗创作颇为兴盛,不仅诗人众多,而且诗作繁富。不过,晚唐前、后不同时期的艳情诗,内容虽大同小异,而艺术表现却颇有不同。这一点在前期代表诗人李商隐和后期代表诗人韩偓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诗歌意旨的表达上,前期具有朦胧性,后期具有显明性;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前期多为象征性,后期多为直陈性;艺术效果的显现上,前期具有感染性,后期具有感官性。因此,只有辨其差异,明其特征,方能更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晚唐诗坛的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

论吴融的艳情诗

针对晚唐艳情诗歌的兴盛,吴融在《禅月集序》中力倡诗教,主张颂美讽刺之道。批评虽然切中时弊,但是其本人也有绮艳篇什。吴融抒写艳情诗固然是受当时世风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仕宦道路上偷生心态的反映,同时不乏游戏之作。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四):无题·纪事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有大量无题、纪事类艳情诗,基本上完整、如实地记录了诗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艳遇。多情的诗人一生游历多地,涉及的女性有人妻、人妾、人女、尼姑等。此类艳情诗虽为纪事,但其中部分作品中的情事与性事当有想象的成分。落魄一生的王彦泓艳情多多,这既是他主动追欢逐艳、"柔乡拚取葬愁身"的结果,也是晚明病态社会风气在诗人身上的呈现。

试论道教文化对白居易艳情诗的影响

艳情诗是白居易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且与道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崇道的时代氛围使白居易较多接触道教典籍并援引入诗,道教房中术在中晚唐的盛行对其艳情诗发生有催化作用,白居易与女冠的交往相恋也是道教对其艳情诗影响之一。《长恨歌》的"喻仙"手法也是道教对白居易爱情诗影响的重要表现。

唐末艳情诗的女性审美观照

唐代末期诗坛上艳情诗大盛。这些以表现女性及男女情爱为旨归的诗歌,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外在美,而且更加侧重对女性主体心灵世界的进一步开掘,反映了身处世俗生活中女性的内在审美意蕴与个体价值,具有突破正统文学思想观念及人性解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