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制度论的再度阐释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涌现的先锋派艺术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艺术观念,也带来了美学的转向,分析美学对艺术作出了制度性的定义。艺术的制度论一方面迎合先锋派艺术,缺乏批判性;另一方面自身也存在理论困境,难以充分说明艺术的本质。对艺术制度论不可盲目接受,而要作出批判性回应。

对“艺术界”理论与“艺术制度论”的质疑

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迪基的"艺术制度论"针对的是非传统的西方先锋派艺术的合法性问题。但这种对某个时段的艺术现象的合理性解释是有其限度的。我们所要质疑的是,是谁构成了"艺术界"?艺术品的价值是由谁赋予的?艺术品是作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还是现成的世界?艺术品是"展览馆"公众艺术,还是"雅集"私密艺术?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制度:发展历程、问题与对策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承担着选拔艺术类专门人才的使命。随着新一轮考试招生改革深入推进,总结梳理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制度改革进展与问题对于新时代艺术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艺考制度发展经历了探索与奠基、停废与恢复、改革与发展、深化改革与不断完善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考试形式向统考推进、选拔程序注重公平导向、文化要求逐步提高等趋势,同时也存在制约艺术人才精准选拔、对综合素质考查不足、考生专业课学习功利化的问题。为规避改革中的潜在风险,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应通过对不同培养目标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兼顾不同价值取向的考试公平,探索多元协同的录取机制,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选拔艺术人才。

从“表达论”到“制度论”:再论艺术审美之维

艺术的“表达论”认为艺术作为情感的表达,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形式;艺术的“制度论”则强调艺术作品是被人类生活的空间作为艺术而接受的“人工制品”。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错综复杂,往往很难厘清,但二者并非有绝对的界限,偶然性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汇流”,即“表达论”与“制度论”的交汇。将艺术重新定义为“蕴含的意义”,不仅体现了这种“汇流”,即为艺术的“表达论”和“制度论”提供了契合点,还表现了“象征性”和“美”的维度,进而展示了在范式上朝向美学的回归与批判。

沃尔海姆与迪基的艺术制度论

理查德·沃尔海姆(1923-2003)是一位英国哲学家,致力于艺术和精神分析相互关系的研究,他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特别是与视觉绘画艺术相关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除了提出自己的艺术定义理论外,他还对迪基的艺术制度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比如,他提出了'好的理由'等概念。迪基对沃尔海姆的观点也作出了相应回应,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论乔治·迪基的艺术制度理论——兼论艺术定义与艺术实践的关系

在西方分析美学关于艺术定义的专题研究中,乔治·迪基是最著名的一位美学家,他把艺术定义为"一种创造出来展现给艺术界公众的人工制品",他的艺术制度理论使人们关注艺术所处的外在条件和制度。迪基后期借助于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对他的艺术制度理论进行了辩护和发展,使之更加实证化。迪基艺术制度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他的艺术定义太过于空洞,而艺术定义根本上是以艺术实践为基础的。

论布达佩斯学派对艺术制度理论的批判

20世纪后期出现的艺术制度理论,强调艺术活动和人文价值的社会性基础和文化条件,揭示了艺术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要素,颠覆了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文艺和美学观念。布达佩斯学派在清理艺术领域与制度领域的关系中,从艺术生产、接受、传播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从而认为,艺术从根本上说不可能被制度化。

建构当代艺术的批评制度

当代艺术需要建立一个批评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仅指涉艺术理论家或艺术批评家,它还要指涉受众群体。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当代艺术承担起培养大众认知艺术的能力,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的批评制度。公共批评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辨别和防止艺术骗局的行为和事件。

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健全国家艺术荣誉制度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文化改革的重要性,全社会对文化软实力提升愈加迫切。文化软实力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而建立国家级艺术荣誉制度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围绕文化软实力建设,阐述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建立国家级艺术荣誉制度的必要性;从地域性、专业性、持续性和宣传力度四个方面出发,结合国外的国家艺术荣誉制度,指出我国艺术领域缺乏权威荣誉奖励问题;在遵循公正、法制、效益的原则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艺术荣誉制度体系的设想。

艺术教育观念与艺术教育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以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为主线,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观点,阐述了制度变迁及其路径依赖原理,剖析了艺术教育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探讨了艺术教育观念在艺术教育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艺术

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的产生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最重要的特征乃在于它的“公共性”。其中关于“公共空间”的权力问题尤其受到公众的关注。它包括行政权力、资本权力、专家权力和公民权力。在我国,要保证公共艺术健康、有序地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艺术制度是当务之急。

“艺术”与“工艺”——关于艺术本质的对话

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艺术能力视为自然进化的结果,那么便可以对所谓"人的本质"乃至"劳动创造人"等命题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和认识,并重新揭示"艺术"与"工艺"之间的深刻联系。艺术制度的确立,将原本一体的"艺术"与"工艺"区别开来,这虽然给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创造空间,同时也造成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疏远与脱节,从而给康德美学提供了土壤。康德虽然为人类的情感和想象活动开辟了独立的审美空间,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但同时也容易产生两种误导,一是将"美"和"艺术"等同起来,二是将"艺术"和"生活"割裂开来,其结果反而遮蔽了人们对艺术本质和文化本身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现代艺术逐渐丢失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使一场艺术的"革命"渐渐沦为美学的"骗局"。

高等艺术教育引入柔性管理的几点设想

应将柔性管理引入艺术教育管理领域,通过教育组织的层级扁平化、实体虚拟化及学生培养过程弹性化、柔性教师激励系统的构建等方面探讨艺术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给艺术教育管理注入新的血液,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

互文性:非独创的艺术

海德格尔提出一个悖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的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是艺术家创造的.这一悖论是海德格尔论证他的存在主义艺术特质的前提.现实的艺术制度采用了一个较为简单的标准:艺术家要成为艺术家就必须创作出得到认可的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得到认可的标志,在于艺术作品的独创性.这一标准源于19世纪以来关于艺术家的神话:艺术家是拥有无尽灵感的天才,是疏离社会的浪漫英雄,他的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符号能所关系比较

能指与所指是艺术符号的一组基本关系 ,用它解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作品的演化史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世纪艺术符号的所指大于能指 ,能指为所指服务 ;文艺复兴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的相互依存中 ,能指、所指相互为对方服务 ;从印象派到现代主义艺术符号的能指大于所指 ,或者所指意义抽象、模糊 ,或者所指意义被能指形式抽空。

政治艺术的类型学分析

政治艺术的类型学分析,首先需要解决分析类型的转换问题,即从经验类型分析到理想类型分析。运用理想类型分析的方法,通过三种基本理想类型(即理念型、制度型和技术型)的建构,以把握这三种类型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同时,对三种基本类型间关系的探讨,以展现其互动情形。

韩国公共艺术制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本文阐述了韩国公共艺术制度——建筑物艺术作品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目前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该制度的实施方式是否符合其出台时提出的“通过艺术增进公共利益”的宗旨,并阐释了“选择性基金制度”的推出如何作为建筑物艺术作品制度的一种补充和选择,完善韩国公共艺术制度的建设。

拉德福德的困惑——对艺术接受中虚构与情感关系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拉德福德在《我们怎么会被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所感动?》一文中提出了"虚构的悖论"的问题,即我们面对并不相信其真实性的虚构的人或事件,却会产生真实的情感反应。他的观点引起了英美哲学家几十年来的争论,成为分析美学中著名的学术公案。拉德福德的"虚构的悖论"是在情感认知理论基本预设的前提下提出的,但这一前提的核心逻辑至今尚存在争议。因此,"虚构的悖论"是否成立应该说仍是一个问题。但是,面对虚构的故事,人们产生真实的情感反应是艺术接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现象,是哲学和美学需要给出答案的学术问题。

当代艺术的全方位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艺术形态开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艺术开始不仅仅停留于画布上或雕塑中，甚至不再停留于如博物馆、广场等有限的现场。80年代初期，随着身份、性别、性征、后殖民、族裔、爱滋病等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新兴的艺术家们对于传统的学院派写实主义和艺术制度、社会制度的批判，加上更多新媒体的出现，艺术开始走向社区、街道、甚至荒原，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媒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一直停留在意识和语言上的观念艺术找到了样式化的出口，艺术也逐渐由形式转变为了态度，由对艺术本体的关注转变为对艺术表达对象的关注。艺术所涉及到的领域从未像今天一样广泛而复杂，这一切的变化，都决定了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开始成为解读当代艺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