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审判”之争背后:战后犹太集体的身份重构之路

"艾希曼审判"是战后犹太世界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引发了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和格肖姆·肖勒姆的激烈论争以及欧美知识界的大讨论,即著名的"艾希曼审判"之争。分析这场论争的内涵和要点,可以看出阿伦特和肖勒姆对战后犹太复兴与身份重构的不同立场及其和现代犹太思想演变的内在关联,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战后犹太集体身份重构的两种典型路径。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国际法理与民族利益的博弈——以艾希曼审判及其引发的伦理政治争议为中心

艾希曼审判是一次事关伦理道德与法理的审判,实质上是以色列以犹太民族利益为诉求的审判。对于艾希曼的罪责而言,它既含有纳粹体制下的集体责任,也包括艾希曼突破伦理道德底线后的个人罪责;关于艾希曼的审判权,外界对艾希曼是由受害者犹太人的代表国家以色列进行审判,或由施害者纳粹德国的后继者联邦德国实施审判,还是由二战体制之外的现代法官组成的国际法庭作为审判主体的看法众说纷纭。针对外界的质疑,以色列从未停止过运用政治权力和舆论宣传手段为耶路撒冷法庭审判的合法性辩解;最终,以色列法庭成功审判了艾希曼。以色列政治化的利用了艾希曼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唤醒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记忆。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艾希曼审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审判之一。这次审判使汉娜·阿伦特对于"根本的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是对其"根本的恶"思想的深化与补充,是对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深刻反思。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为我们跳出传统的关于"恶"的一维认识怪圈,深刻理解个人与社会、服从与责任以及罪与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

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国家记忆有意强调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少量反抗,将其视为一种英雄主义,因而忽略了普通犹太人争取生存的抗争。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把大屠杀恐怖昭示于以色列国人,使其开始把大屠杀视为以色列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把所有形式的反抗均异化为"英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多元化特征逐渐明显:该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因素,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大屠杀教育方式,进一步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内出现大屠杀记忆被泛化和滥用现象,大屠杀的记忆方式逐渐从民族化向个体化转换,进而凸显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反驳,其本质是国家政治工具的体现。

思想者的孤独与勇气——评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

传记电影作为'大传记'概念里一个新兴的类型,在传记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随着传记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小高潮,相关评论和研究日益显示出不凡的影响力。2012年上映的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传记片中少有的深度和高度。本文从影片中选取三个主题——黑暗的沉重、思考的力量、爱与美的存在,讨论影片想要表达的思想——阿伦特何以成为阿伦特,一个被称为'20世纪思想的十字路口'的人物。毋庸置疑,这是影片成功之处。不过,为了突显孤独的思想者之路,影片过分强调孤独、黑暗等沉重的色彩,显得传主的生活压抑、枯燥甚至有些失真。这也是传记电影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影像符号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此外,对于影片中几处不符合阿伦特生平的事件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