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艾希曼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

1961年以色列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该案所牵涉证人证言与证据材料十分庞杂,同时纽伦堡审判所确定的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公然性质犯罪的抗辩这一判决要旨贯穿了庭审的始终,这些元素均为该案赋予了现实的研究意义。但或许是因为管辖法院系以色列这一主权国家的国内法院而非如同纽伦堡审判意义上的国际法庭,艾希曼案在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理论领域引起的关注远不及道德哲学与行政组织学领域。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底层的基础性问题不断涌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伦理学基础与行政组织体系框架下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分配问题。针对该系列问题,单纯依靠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似乎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学科相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为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进行补强论证。

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

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盲目服从行为是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艾希曼案例的剖析中,阿伦特发现,其无意识的服从行为主要是由于不思(thoughtlessness)所导致的,这种不思是现代社会人们缺乏对自己意识、行为判断的主要原因。思考活动是反抗式的,是对一切人们业已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或规范的审查、反思、批判甚至瓦解。在这方面,阿伦特最为重大的贡献在于她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思考过程,并有可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这正是克服现代社会病症的必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