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污名影响下感染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自“污名”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各个领域均围绕该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作为一项“社会议题”的艾滋病自然也不例外。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作为一种具有典型非直观表征的疾病,感染者在面对艾滋病污名的压力下,可能因对医学判断标准的强烈抵触而表现出人为的“感染者”身份认同回避。与此同时,当立法者试图直接采取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判断标准对相关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界定时,有可能会因忽略社会意义背景下的“标准”认定差异进而产生与医学判断标准背离的规范内容。

艾滋病污名研究述评

艾滋病污名是影响艾滋病预防、治疗及艾滋病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从艾滋病污名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及干预措施等几个方面,回顾了国外近20几年来研究者关于艾滋病污名的研究脉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有待研究的五个问题。

大学生内隐艾滋病污名的刻板解释偏差研究

该研究随机抽取120名大学生,采用刻板解释偏差(SEB)对艾滋病内隐污名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大学生对艾滋病有关的主语在积极行为情境下的归因数量显著少于在消极行为情境下的归因数量。对艾滋病有关的主语在与积极行为情景下的外归因数量显著少于消极行为情境下的外归因数量。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被试不存在内隐艾滋病污名。由于SEB方法的一些特点,内隐艾滋病污名还需进一步的验证,SEB作为测查高社会赞许性的内隐心理现象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讨论。

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以艾滋病污名为例

经典的污名化理论对污名做了分类但没有阐明各类污名之间的关系。随着医学人类学兴起,艾滋病污名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污名具有传递性和交互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相互作用、吸收彼此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通过交互作用再生出新的污名。这些规律和特点在艾滋病污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利于有效解决业已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

观点采择在医科大学生对艾滋病污名干预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观点采择在医科大学生群体对艾滋病污名干预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某高等医学院校192名本科生,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实施观点采择干预。干预前后分别采用艾滋病污名问卷进行测量。结果干预前两组艾滋病污名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艾滋病污名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情在观点采择与艾滋病污名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260。结论观点采择能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有效降低医科大学生的艾滋病污名。

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艾滋病污名干预策略

公众对艾滋病的污名和歧视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阻碍了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污名是社会认知偏差的产物,认知是可以不断获得改变和修正的,即通过获得完整且正确的信息来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可以通过对公众进行知识教育、虚拟互动、认知训练等项目来降低艾滋病污名。同时,艾滋病患者采取减少自我污名、发挥政策的保障作用等措施能减少艾滋病污名带来的不利影响。

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无偏见动机的中介作用

艾滋病公众污名是指人们对艾滋病确诊或是疑似患者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敌对行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艾滋病公众污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检验了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同时使用问卷测量了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并探究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2检验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及无偏见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艾滋病的内隐公众污名和外显公众污名,但二者并不相关。道德提升感可以减少内隐和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更容易受道德提升感的影响。“正义”取向和“关怀”取向两种道德提升感类型在减少艾滋病公众污名的效果方面不存在差异;在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的作用方面,性别与道德提升感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启动“正义”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降低男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启动“关怀”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地降低女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无偏见动机在道德提升感与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中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的编制

目的:编制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方法: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确定编制问卷的维度并收集项目。对28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的预测,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问卷项目,形成正式问卷。对27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的正式测验,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艾滋病污名问卷由道德评判、接近恐惧与法律和社会福利三个维度构成,三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45.898%,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均在0.5以上。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是0.879、0.848和0.86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有良好的拟合指数(χ2/df=1.88,CFI=0.98,NFI=0.95,GFI=0.97,NNFI=0.97,IFI=0.98,AGFI=0.90,RFI=0.94,RMSEA=0.057)。结论: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深圳市HIV/AIDS患者艾滋病污名和自评症状关联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HIV/AIDS患者艾滋病污名状况以及和自评症状之间的关系,为艾滋病污名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在深圳市内5个区和1个定点治疗医院随机抽取353名HIV/AIDS患者,用Berger-HIV污名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心理学测量,用自行编制问卷进行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和患病情况调查。结果深圳市HIV/AIDS患者Berge污名总分均值为(109.41±16.55),关联分析显示Berger污名量表的担心公众歧视、负面自我印象两个维度和SCL-90中的精神病性偏执,以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的相关性较大(R>0.400,P<0.01)。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β=-0.260),疾病类型(HIV或AIDS)(β=-0.111),文化程度(β=0.105)影响艾滋病污名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艾滋病污名的维度(担心公众歧视、负面自我印象)能够激活一系列内在负性情感和认知表达(如怀疑、警惕等精神病性症状和偏执等),负性的情感认知状态可能导致患者负面的行为表达(人际关系敏感、负面印象管理),提示HIV/AIDS患者积极的认知模式和社会支持可能是患者艾滋病污名的有效干预措施。

正念对艾滋病污名的影响:吸毒人群的证据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念在吸毒人群对艾滋病污名的干预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对照的前后测设计。选取170名女性戒毒人员为被试,将其随机分为高正念组和低正念组,对HIV携带者和普通人的照片进行分类。用问卷法和简式内隐联结测验,测查内隐艾滋病污名和外显艾滋病污名。结果:吸毒者存在内隐艾滋病污名,t=8.53,P<0.01;内隐艾滋病污名和外显艾滋病污名相关不显著,r=0.098,P>0.05。正念干预对内隐艾滋病污名和外显艾滋病污名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结论:正念干预能减少艾滋病污名。

QQ群互动对大学生艾滋病污名的影响

遏制艾滋病蔓延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减少艾滋病污名。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将口语报告式的问卷法和简版内隐联系测验相结合,探讨在QQ群中性互动和QQ群积极互动情境下,个体的内隐艾滋病污名和外显艾滋病污名的变化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艾滋病患者持有内隐污名,但没有外显污名;QQ群互动能降低外显艾滋病污名和内隐艾滋病污名;QQ群中性互动和QQ群积极互动对内隐艾滋病污名的干预作用没有差异;相对于QQ群中性互动而言,QQ群积极互动对外显艾滋病污名的干预作用更强。总之,QQ群互动形式的虚拟接触能降低艾滋病污名,对其它受污名群体的态度研究有借鉴意义。

艾滋病污名的外显与内隐效应及其与人际接纳的关系

目的:旨在探讨艾滋病污名的外显和内隐效应,以及二者与艾滋病患者的人际接纳关系。方法:运用内隐联想测验,结合实验设计以及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结果:①被试对艾滋病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相关较低。②被试对艾滋病的外显态度与对艾滋病患者的人际接纳之间相关显著。③男性对艾滋病和癌症的内隐态度差异显著。结论:艾滋病污名化在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上是相对分离的,其中在外显层面上艾滋病污名对艾滋病患者人际接纳具有显著影响;艾滋病的高致死性是造成艾滋病污名的主要因素。

护士对HIV/AIDS患者相关污名的研究进展

预防和减少与HIV/AIDS相关的污名化对于抗击艾滋病疫情至关重要。护士作为医疗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击艾滋病的第一线发挥重要作用。然而,HIV/AIDS患者在全球范围内报告称,他们在医疗环境中遭受了来自护士的不同程度的歧视,这种歧视导致他们不愿意寻求护理,从而增加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难度。本文总结了护士对HIV/AIDS患者的污名化表现、现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这一现象的干预措施,有助于建立护士的职业伦理框架,确保HIV/AIDS患者获得不受限制的高质量护理,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展,并最终实现艾滋病流行趋势的终结。

观点采择干预对青少年学生艾滋病污名的影响

目的了解青少年学生艾滋病污名的现状并探讨观点采择干预对其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某中学初中一年级5个班的学生,按学号单双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被试对象均采用艾滋病污名问卷进行前测,观点采择干预后,均进行艾滋病污名后测,同时采用基本共情量表测共情水平。比较两组艾滋病污名差异,分析共情在观点采择对艾滋病污名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完成本研究被试对象为146名,其中对照组72名,干预组74名,艾滋病污名前测对照组及干预组艾滋病污名总分分别为(43. 75±8. 95)分和(44. 40±10. 41)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艾滋病污名后测对照组及干预组艾滋病污名总分分别为(42. 65±11. 40)分和(37. 82±9. 94)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共情中介效应的系数c(c=-0. 210)、系数a(a=0. 181)、系数b(b=-0. 163)和系数c’(c’=-0. 18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14. 05%,共情在观点采择与艾滋病污名关系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青少年学生普遍存在艾滋病污名,观点采择干预能有效降低其艾滋病污名,共情在观点采择对艾滋病污名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中国艾滋病污名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

目的通过对国内有关艾滋病污名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了解中国艾滋病污名研究的现状与基本规律。方法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文献来源、期刊种类、学科类别、发表时间与年代分布、研究机构等基本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论文总体数量较少,研究的关注群体主要集中于艾滋病患者、患者周边人群和普通民众,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为多,研究思路以艾滋病污名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周边人群的影响和普通民众的艾滋病污名态度为主。结论艾滋病污名概念模糊,没有统一标准,研究工具简单,方法单一,实验研究取向匮乏。

中国医务人员艾滋病污名现状meta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医务人员(HCPs)艾滋病污名现状,为向HCPs开展减少艾滋病污名干预活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Pub Med数据库,并辅以文献追溯法收集2001年1月—2017年6月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HCPs艾滋病污名现状的相关文献,应用R 3.3.1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43篇中、英文文献(中文文献40篇和英文文献3篇),累计研究对象21 335人。meta分析结果显示,有37.59%(95%CI=22.55%~53.96%)和47.02%(95%CI=34.41%~59.83%)的HCPs分别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PLWHA)存在负性刻板印象和恐惧心理;有31.43%(95%CI=18.72%~45.73%)的HCPs认为有权拒绝为PLWHA提供医疗服务;有22.20%(95%CI=12.23%~34.11%)的HCPs拒绝为PLWHA提供一般诊疗/护理服务;有37.96%(95%CI=20.64%~57.01%)的HCPs拒绝提供侵入性诊疗/护理服务;有54.44%(95%CI=45.05%~63.67%)的HCPs赞成对PLWHA实行就医隔离;有59.39%(95%CI=32.13%~83.85%)的HCPs认为应对PLWHA实行强制检测;有37.40%(95%CI=20.08%~56.57%)的HCPs认为可未经PLWHA同意擅自将其病情告知他人。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结果较为稳定;Egger’s检验和漏斗图结果均显示,除"拒绝提供侵入性诊疗/护理工作"指标外,其余指标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均较小。结论中国HCPs艾滋病污名严重,亟需针对此人群开展干预工作。

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应激与应对的理论发展构建了污名应对研究的基本框架。污名应对策略是指被污名者在具体污名情境中为减少压力的消极影响而有目的地采用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目前,关于被污名者应对污名策略的研究,特别是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日趋增多。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区分出问题聚焦性与情绪聚焦性策略、卷入与摆脱策略以及前摄性与反应性策略;对于可隐藏污名而言,还涉及到表露/隐藏策略。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范式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应该注重污名应对策略的情境性,加强不同污名领域的专题研究,关注对应对策略的评价并构建污名应对策略的层次模型。

远离艾滋病高危行为

在很多人的心里,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一般简称为AIDS)的可怕程度堪比癌症,一方面是由于它的致死性,另一方面就在于这种"死亡"具有传染性。此外,许多人惧怕与艾滋病人群接触,把艾滋病污名化,更是强化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感。但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一般简称为HIV)的传播是有条件的,想要防"艾",就需要了解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

道义论决策倾向在共情与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了解大学生艾滋病公众污名的现状,考察共情、道义论决策倾向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作用。方法2021年5月通过线上媒体和现场招募,选取国内4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获得有效被试109人,运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SC-IAT)、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HIV-related stigma questionnaire,HRSQ)分别测量外显、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通过人际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IRI-C)、道德决策情景材料(ethical decision making situational materials,MDM)分别测量共情和道义论决策倾向的水平,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与国内常模比较,调查对象在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及其子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男大学生的共情得分[(66.29±14.40)分]低于女大学生[(74.54±8.72)分],且外显污名的“接近恐惧”维度得分[(20.73±4.03)分]低于女大学生(24.21±2.5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744、4.111,均P<0.01);理工类学生的共情得分[(61.80±11.43)分]低于人文类学生[(71.48±12.6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75,P<0.01)。大学生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与共情能力和道义论决策倾向间互为显著相关(r=0.258、-0.281、-0.363、-0.298、-0.426、0.272,均P<0.01)。道义论决策倾向在共情对内隐和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值分别为41.9%和50.0%。结论国内高校大学生存在艾滋病公众污名的情况,可以通过改善大学生的共情能力和道德决策倾向来降低艾滋病公众污名水平。

艾滋病与艾滋病家庭研究进展

艾滋病影响的不仅仅是艾滋病病人本人,而是整个家庭以及家庭系统,而家庭在病人应对生理和心理压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性作用。文章从艾滋病对家庭及家庭系统的影响,家庭对艾滋病病人的影响,以及艾滋病家庭的压力应对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艾滋病家庭的相关研究。国家政府以及相关研究者可以关注作为整体的艾滋病家庭,丰富艾滋病家庭压力的应对方式,从而提高艾滋病家庭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