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的丰碑——论艾芜《南行记》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人还在蜂拥向西时,艾芜开始了南行。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却标志着新文学开始告别五四的启蒙传统,去更切实地关注被压迫者的人生。《南行记》里的异域风光让人印象深刻,而流浪汉与用脚丈量民间疾苦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开启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关系的新模式。《南行记》契合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思潮,向人们证明了左翼文学能实现时代使命与艺术追求的统一,并把“人”的主题融入左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具有双重意义的丰碑。

论艾芜的极限体验及其《南行记》

艾芜在西南边地的漂泊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也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使作者能更贴近地了解流浪者的痛苦,促成其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成功。艾芜保留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对流浪者有所保留和批判。这种批判脱离不了极限体验所带给作者的情感联系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也造成了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的不统一。

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其中的英国形象稍作概括,并分析作家即形象塑造者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英国形象作为他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是异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必备条件。

论艾芜小说《南行记》创作的独创性

艾芜小说《南行记》的创作自出手眼、风格独具。作品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众多流浪汉群像,开创了我国流浪汉小说的先河。此外,作家在环境描写与文本叙述方面均显示了其独创性,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来自于他对其独特经历的独特感受、认识、理解的把握,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知识形态、国民性话语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艾芜《南行记》的“国民性”书写

艾芜在小说《南行记》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形态: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地方知识"。通过对"地方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书本知识的悬搁,小说使五四以来的国民性话语发生了异变,不再将底层视为启蒙的对象,反而一定程度地凸显了底层的历史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凸显是通过小说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来完成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者"我"对"自我/他者"身份的界定;其次是在小说的空间描写中对压迫话语的抽象批判;最后则是作者本人的观影体验激发其对底层知识的强烈关注。显然,《南行记》对底层知识的书写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文化冲突中自觉形成的阶级想象。

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

艾芜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东南亚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南行记》中,作者不仅将东南亚风光民情的描写与人物个性的刻画恰切地结合在一起,还生动地展现了西方殖民统治下东南亚地区的众生相。并且,作品中的东南亚世界还成为异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场域。对《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和阐释该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自我形象

文章认为,艾芜的《南行记》中的“我”可以从“小我”和“大我”两个方面来理解。“小我”更多地带有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的影子,“大我”则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黑暗环境中的美好灵魂——试论艾芜《南行记》中劳动人民形象

“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艾芜这个在党的关怀教育和鲁迅的启发帮助下走上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作家,正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写《南行记》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

艾芜三部“南行记”述评

一老作家艾芜的三部南行记,指《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艾芜是三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但他开始文学写作,可以说同他的漂泊生活一样早。一九二五年夏天他离开成都第一次南行的时候,便在脖子上吊个墨水瓶,走到那里,写到那里。一九二六年他在昆明红十字会当杂役时,曾在《云波》半月刊上发表诗作。一九二八年在仰光流浪时又在《波光》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但这些作品都只算是求生之余的文学尝试。真正开始创作活动。

流浪者·生命·美──艾芜《南行记》艺术世界论

本文旨从独特群体──流浪者世界这一视角观照艾芜《南行记》中的艺术冲动。流浪者多承受着苦难的生命意志。客体中充溢着创作主体对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追求。

谈《南行记续篇》中妇女形象的艺术特色和意义

肥沃而美丽的西南边疆,是一块笼罩着浪漫色彩的大地。三十年前,作家艾芜曾用笔在它上面辛勤地垦荒叩壤过。《南行记》就是这里结下的一束稻穗。那稻粒散发着清香,但同时也带着苦涩。时代在前进,历史的风雨终将这里的污秽腥膻洗净了,同时老作家的冀角上也已经撒下了粒粒霜花。他是多么希望着能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重新耕耘,再次收获呵!1961年,艾芜第二次踏上这块土地,。两年之后,《南行记续篇》(下面简称《续篇》)象一簇红艳艳的果实呈现在文学园地上,通身洋溢着甜香,立即以其艺术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一系列评论文章也随之出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横加摧折,对《续篇》的研究,肯定不会留下今天这样大的空白,如里面具有很鲜明特色的妇女形象,至今仍无人注意。本文正想对这个问题稍加探讨,为《续篇》的进一步研究略尽微力。

为底层人物立传——论艾芜《南行记》的流浪汉书写

艾芜是中国流浪汉小说的开拓者。在《南行记》中,他塑造了神采各异、个性鲜明的流浪汉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源于他六年南行流浪的所见所闻,既有其自身的影子,更体现出他为异邦底层人民立传的写作宗旨。这众多独特的流浪汉们,有着人性的乖戾与愚昧的一面,同时也是顽强美丽善良的。在作品中,作者更倾向于塑造他们美好的一面。艾芜的流浪汉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和审美领域。

浅谈艾芜《南行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艾芜,原名汤道耕。一九○四年出生四川省新繁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由于家庭的贫困和受到“五四”、“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出于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于一九二五年离开成都师范学校出走。从此,在整整五六年时间里,艾芜漂泊于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一九三一年春,因为参加缅甸的革命运动,被英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在国内,他怀着把他“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

《南行记》:中国的流浪汉小说

艾芜,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南行记》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创的,也是唯一的一部流浪汉小说。作品记录了作家漂泊的心理历程,重塑了流浪汉(女)的新形象,开辟了文学的一个新领域。

《南行记》的创作及其背景(续一)

艾芜开始写诗来解除寂寞和忧郁。他向当时昆明唯一的纯文学杂志《云波》(半月刊)投稿,这样便有了机会与云波社的青年朋友们来往。在《云波》的朋友中艾芜最熟的是尹润溥。尹润溥在《云波》杂志上发表的都是专门描写农民的小说。他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奉者。

论《南行记》的创作特色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艾芜有过一段浸透人生辛酸血泪的生活,同时又有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整整六年(一九二五年夏至一九三一年夏),他飘泊流浪在我国西南边疆和异帮缅甸、马来亚等地。他接触过的人,有媚富嫌贫,满眼势利的店客老板;心胸豪爽,具有领袖风度的绿林豪侠;性格泼辣,中国式吉普赛女郎的傣族姑娘;挺而走险,以盗窃为职业的惯犯;形容卑琐,胆小拘谨而又嗜于投机的私烟贩子;骑高头大马,带着西方文明气息闯入古朴山村中的英国绅士;乐善好施,勇于打不平的陌路少年……还有种种的算命先生、流浪艺人、古寺僧人,异族修女,赌博大王,印度巡捕,鸡毛小官……

南行记的创作及其背景

一前言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无论是谁,都正值他们的头脑最机敏的时期接受了“五四”的洗礼。本文所研究的艾芜,也毫不例外,他为了继承“五四”精神,孤身一人踏上了流浪的旅途,与边陲大众一起体验了苦难的劳动生涯。所以。艾芜的青春足迹,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培育(新人)的实验典型,通过它了解“五、四”所指出的道路的真谛,假如说,高尔基是一个先从苦难和鞭答而后又通过读书来体尝人生辛酸的话。

论《南行记》中的地域文化和生命意识

人生总有几次漂泊,流浪,在途中不仅能收获美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感悟。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以他自身亲历边陲之地的游行为底蕴,展现了一幅风景瑰丽奇幻,人物潇洒不羁的南疆风俗世界。

《南行记》艺术魅力初探 《南行记》艺术魅力初探

当《南行记》的部分作品发表伊始,艾芜就受到文艺界的重视,被称作“一九三三年文坛上的新人。”《南行记》出版不久,郭沫若就说:“这是一本满有将来的书。”以后,《南行记》多次再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读者群。历史证明,《南行记》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束奇葩,具有待殊的艺术魅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探讨《南行记》艺术魅力之所在,应该是一件不无益处之事。一文学是对生活的发现。喜欢新奇是读者的一种普遍心理。每一个读者翻开一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