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前期中央与河东镇互动研究——以节度使选任为中心

广德元年在各路军队的合力作用之下,唐王朝在政治形式上恢复统一局面,但是参与这场战争的各方势力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后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渐成唐朝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强如河北三镇在之后的几十年逐渐形成了带有割据自治色彩的“河朔故事”;河东镇虽不似河朔乖张,但也偶有兵乱风波。这些风波反映了中唐时期中央与太原之间的政治博弈,在这种情况下,长官的选任尤为重要。早在肃宗时期中央就曾尝试通过以任命京官为河东节度使的方式达到掌控太原军政的目的,然而所托非人招致河东兵乱,只能暂且作罢。由于河东镇没有成为骄藩的可能,况且河东对中央有很强的向心力,所以唐中央对河东地方势力的扩大也选择了默认。

令狐绹任宣武节度使时间补正

令狐绹是唐代著名宰相令狐楚之子,亦是晚唐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曾在宣宗朝出任宰相。其生平事迹,见于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传与尹楚兵《令狐楚年谱·令狐绹年谱》。除了在宣宗朝担任宰相,在懿宗朝出任河中、宣武、淮南、凤翔等四镇节度使也是令狐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经历。

唐河东节度使兵力布防考论

唐王朝为了抵御北方突厥南下,在并州以北地区广置军镇,又置河东节度使统辖诸军镇,形成了以军镇为基础的三重防线防御体系,三重防线的兵力布防随着唐王朝防御策略的变化而变化。开元到天宝年间,唐王朝对河东节度使各个军镇兵力进行调整,外线兵力增加,防御重心北移。在防御重心北移过程中,这一地区形成了并州、云中两个权力中心,造成了安史之乱中两军在河东地区的南北拉锯之势。

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

唐代后期,具有明显方镇色彩的进奏院渐次出现。节度使以及方镇人员在京城的活动,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定和程序问题,同时也是唐代后期政治史的一个视角。其中涉及政治势力、经济、行政体制等因素,而这又沉淀在长安城内部社会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人员活动得到反映。长安城中众多节度使豪宅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节度使是唐代后期一股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体现了方镇的势力和财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节度使的家庙。本文由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

吐蕃瓜州节度使是吐蕃占领瓜沙地区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瓜沙地区设置的一种吐蕃域外军政机构 ,隶属于吐蕃东道节度使 ,其辖区为瓜沙二州 ;又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最高官员 ,把持着瓜沙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的大权 ,是吐蕃赞普在该地区的最高代言人 ,在唐蕃争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辽代平州节度使的选任及其特点

辽朝从923年在平州置节度使至1123年丧失对平州的控制止,两百年间见于记载的平州节度使共有45人,他们大多出于契丹、汉族世家大族,少数为出身并不显贵的军事将领和颇有政声的文臣。辽代前期(太祖至景宗朝)和辽末天祚帝天庆、保大年间平州节度使汉人居多,其他时期契丹人占绝对优势。

唐河西节度使西迁和吐蕃对敦煌西域的占领

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节度使主要兵力内援,防御力量空虚,在吐蕃打击之下不断西迁,本文探讨了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杨休明、周鼎和阎朝的任职时间和过程,同时也探讨了吐蕃对敦煌和西域的占领的经过等问题。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晚唐凉州节度使考

由于史书记载简略,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唐时期凉州节度设置的具体情况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利用敦煌文献等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史书中关于唐政府设置凉州节度的可信性,而且还对晚唐凉州节度使的人选及其任职时间做了具体的考证。

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

刘济墓的发掘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刘济的"恭顺"只是确认了幽州镇对唐廷的臣属关系,尚未触及到幽州镇以及节度使的基本利益,但其背后包含了贞元时期唐廷和藩镇之间的良性互动;刘济之死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唐廷与幽州之间良好关系的破坏。唐宪宗即位以来,唐廷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归根结底,"河朔故事"才是刘济对唐廷"最务恭顺"的基本前提。

凉州失陷前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事迹考--以法藏敦煌文书P．2942为中心

本文主要考证了凉州失陷前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的事迹及相关西北史事。针对学界流行的法藏敦煌文书P.2942所记被杀害于长泉的副帅为杨志烈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该副帅实为杨志烈的继任者杨休明,文书中的"尚书"才是杨志烈,以往学界将卷中的"尚书"与"使主""副帅""元帅",甚至"河已西副元帅"视为同一人的做法当属失察,他们乃是不同的三个人,因而不应以杨休明的遇害时间地点否定传世史书对杨志烈遇难情况的记载,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对杨志烈于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之间被沙陀杀害于甘州的记载真实可信。

归义军节度使夫人翟氏生平事迹考

翟氏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唯一夫人。她不仅崇信佛教,而且积极推崇佛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协助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开窟造像,还重修了北大像;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经常组织和带动家人及姻亲妇女从事施舍、供养之事。正是翟氏夫人对佛教的热忱和参与佛事活动的表率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的佛教文化事业。她是继回鹘天公主之后又一位活跃在敦煌政治文化舞台上的杰出女性。

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

宋太祖一朝,节度使作为以往的旧制得以延续,不过在厉行中央集权方针政策的不断推动下,节度使群体逐渐分化为多种类别,与中央的关系亲疏不同,彼此的利益也存在差异。其中开国功臣背景者受到礼遇,积极效忠的宿将一度得到笼络,新兴战功出身与潜邸、外戚出身者得到重用,其余的老藩镇则被视为异己力量而受到打压、撤销,此外的降臣等类别者仅属于形式上的点缀。随着各种削藩制度的推行,当时的节度使在分化中进而由实职向虚职过渡、转型,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现象遂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

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正式公布了十节度使的成立,其中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取得最为重要的军事地位。三节度使之所以获得最重要的军事地位,主要有地缘构成、制度变革和军事活动三个方面的原因。从地缘构成言,自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成立起,西北就是军事布防的重心;从制度变革言,府兵制之破坏及军镇、节度使制的成立,乃是三节度使地位之重的制度保证;从军事活动言,三节度使地位之重乃是唐前期(开元二十一年以前)军事活动的必然结果。

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任职期限

本文依据闻一多先生对岑参诗的研究成果，考证了岑诗所涉及的“赵节度”就是赵玼以 及赵玼任职北庭节度使的期限问题。

关于唐泾原节度使的几个问题

泾原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中期社会政治环境、唐中央政府军事战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唐一代,至少有44人或45人曾担任泾原节度使,而非以往学者统计的41人。泾原镇历任节度使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泾原地区发展的措施,不仅抵御了吐蕃对这一地区的进犯,更有效地促进了泾原地区的发展,基本达到了唐中央政府拱卫京师、防御吐蕃的目的。

唐代泾原节度使设置原因考辨

泾原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设置在京城西北的重镇之一,是唐朝中晚期西北边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是唐代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结果,代宗及宰相元载在除去干政宦官的过程中将京城周围的中立藩镇迁往西北边疆;而泾州在防御吐蕃方面的特殊军事地位,则成为他们设置泾原节度使进而迁徙这些藩镇的借口。

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兼论唐后期岭南地域节度使司建制

唐代岭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单位具有地方高层管理组织与行政区划的典型性。武德四年(621),唐朝平定岭南地域,遂在南疆建置行政管理机构,分划管治区域。所谓"岭南五府"是对置于岭南大陆地区五个都督府与都护府的通称;而"岭南五管"则是对五个都督府及都护府管治区域的总称。与此同时,还有置于海南岛的崖州都督府。武德中,岭南地域相继出现11个都督府(初名总管府),管87州。"岭南五管"格局形成于天授中(690—692)容州都督府组建后。先天至天宝十五年间(712—756),岭南地域仍有六都督府,属州增至73个州。至唐后期,在"岭南五府"的基础上次第建立五个方镇,仍称"岭南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