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心理、幸灾乐祸与共情的困难——以芥川龙之介《母亲》为例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母亲》是一部题为“母亲”却旨在探讨人性善恶的小说。小说中两位年轻的同名母亲均经历丧子之痛,在遭受抑郁的折磨之后,却都为另一方的相同遭遇呈现出幸灾乐祸的心理。这种共情的困难是对芥川龙之介中国之旅与复杂生活阅历的投射。

芥川龙之介“芥川福音”思想探究——从“切支丹物”中的女性形象出发

基督教自传入日本以来,对日本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近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家,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芥川笔下一系列“切支丹物”作品群的创作则集中体现了作家本人的基督教思想,即芥川福音。在“切支丹物”之中,芥川创作了大量生动具体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份各异、性格不同,对芥川福音的表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基督教传统,芥川福音以现代新视角理解基督教,切支丹物中的女性形象从多个方面体现出芥川本人对日本基督教文化的现代性反思。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江南”形象及其演变

自幼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芥川龙之介一直对浪漫的江南水乡有着特殊的好感。在中国旅行前,他就创作了《南京的基督》《奇遇》等充满浪漫气息和异国情调的江南题材作品。1921年,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不过,不断荒废和西化的“江南”令芥川十分失望,他心中幻想的那个浪漫与诗意交错的“江南”形象开始褪色,与此同时一个内忧外患不断,饱受战乱侵扰的近代“江南”出现在了芥川的笔端。而芥川“观察人类”的目光让他在江南百姓的身上发现了扎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与革命斗志。这些拥有旺盛革命精神的中国人让芥川看到了“江南”全新的一面,也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的新生与希望。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的人性冲突

芥川龙之介通过《罗生门》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善恶转变问题,融入自身对现实社会中利己主义与人性冲突的思考,抨击了日本社会的“假恶丑”。基于此,结合《罗生门》的内容简介与创作背景,分析罗生门所展现的利己主义、人性冲突以及主题思想,以探究芥川龙之介深邃的人文理念。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中国情结与“豪杰”精神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代表作家。自幼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的芥川对《水浒传》等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其中刻画的众多“豪杰”更是充满崇拜之情。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芥川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此次中国之旅让芥川对中国的认知有了转变,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随之改变。聚焦1921年之后的中国题材作品可以发现,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变化与其中刻画的带有“豪杰”精神的中国民众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本文通过梳理芥川中国题材作品中的“豪杰”形象,分析了其笔下“豪杰”精神的内涵,同时结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以及芥川中国旅行后中国观的转变考察他创作这些“豪杰”人物的原因及意义。

利己的超越,人性的救赎——芥川龙之介的童心探索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主题丰富,绝大多数作品都涉及对人性的考察,尤其是对利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迅速发展,在童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创作具有艺术价值的美丽童话与童谣的文学运动。芥川接受了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始人铃木三重吉的邀请,正式参与了儿童文学创作。他在继承明治以前儿童文学特色的基础上,在语言表达、题材选择乃至寓意寄托中融入了自身的特色。通过对芥川龙之介儿童文学代表作的研究,可以考察芥川龙之介面对儿童读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以及以何种方式对利己主义进行揭露与超越,并进一步挖掘芥川龙之介救赎人性与探索童心的过程。

芥川龙之介《火男面具》中的面具意涵考述

《火男面具》是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芥川通过主人公山村平吉戴着的火男面具和无形有实的各种面具,展示人物与面具之间存在的人格面具化和面具非人格化的多维关联性,并使之贯穿于小说主人公逃避自我、表现自我、丧失自我,最终重建自我的整个动态过程。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在日本大正时代的作家中,芥川龙之介是一位与中国、中国文学联系最紧密的作家。芥川的作品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女性形象,其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特征,以芥川在1921年的中国旅行为契机,前后有较大差异。文章从芥川的经历入手,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明确芥川作品女性形象特征,并分析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的差异性,明确其产生差异的原因.

越境、性别与空间:芥川龙之介《母亲》中的都市空间与女性身体

芥川龙之介以中国为舞台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母亲》,通过身体与空间的交叠叙事,以女主人公的精神活动为叙事载体,借由不同的空间表征描述了跟随丈夫移居异乡的主人公在经历丧子之痛后,所陷入的主体身份的割裂与不安。小说中所展现的都市空间,既是故事铺陈的具体场景,亦是主人公身份认同危机的外在隐喻。本文借助空间视角考察《母亲》中空间建构与身体书写间互为指涉的叙事关系,解读在性别空间与父权家长制的双重制约下,主人公探索重构自我主体性的过程。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的互文性解读

电影《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与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火神阿耆尼》《湖南的扇子》存在着互文性。《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主体情节来自《上海游记》,同时对《火神阿耆尼》《湖南的扇子》进行了仿作和改写。本文从人物形象和“火”意象入手,探讨了作品之间的互文性,阐释了电影《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的主题思想。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芥川龙之介创作中的“耻感”研究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占据着日本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其创作与其本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立足于日本大正年间这一新旧时代的转折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不仅有着深厚而独特的日本文化特征,而且也体现了日本社会新旧思潮的交织与矛盾,即旧时代社会氛围中以耻感为核心建立的集体行为模式与新思潮带来的西化人格独立诉求之间的交织矛盾。本文择取芥川的典型文本,超越传统作品解读中文化人类学与抽象人性论的视野,挖掘出其中关乎时代思潮矛盾的症候。在此基础上,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为工具,通过梳理以土居健郎为代表的日本“娇宠”国民性理论与芥川作品中相关表征的呼应,能够发现特定时代背景下,芥川作品中隐藏的症候与土居健郎所认定的“娇宠”有着共谋关系,它正是主体被纳入象征秩序后的创伤性体验。

论芥川龙之介晚年小说《齿轮》中的“鼠”意象

《齿轮》是芥川龙之介的遗作,也是芥川晚年自传性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书中通过“齿轮”“雨衣”“松林”“人工之翼”“鼠”等意象创造了一个濒临解体的世界。本文以“鼠”这一意象为重点,从文本分析的视角出发,结合芥川当时的生活背景及社会现状,从家庭压力、社会现实与艺术至上之间的矛盾对立两大方面分析“鼠”的内涵,并透过这一意象窥探芥川晚年的心象。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中的“物哀”美学

日本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擅长在短篇小说中重塑历史事件、构建世俗人生,批判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弊病。其作品构思巧妙、语言凝练典雅、意蕴深邃,虽以现实主义的锋芒直指时代与社会,但在主题的渲染、情感的抒发与自然的描写中蕴含着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使文章富有独特的哀情与美感。

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以《鼻子》和《罗生门》为例

芥川龙之介是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短篇小说家,是新思潮派的杰出代表。芥川的早期作品《罗生门》和《鼻子》,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描写,揭示了人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心理变化的反复性,塑造了非常鲜活的艺术形象。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芥川描绘出了人性中的虚荣心和利己主义,进而以小见大,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原生家庭的变故和童年的经历赋予了芥川细腻的心思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擅于描绘人物心理以及洞悉人性,从而创作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

论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国际化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文学的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在其逝世80年后的今天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作家"。在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国际化,可以从芥川文学国际化的具体表现入手,深刻剖析芥川的博学、芥川文学的特色和芥川文学所具有的极高的艺术性,从而使学生理解芥川龙之介文学国际化的积淀、条件和必然。

芥川文学内的“利己主义”探究

芥川作为日本近代文学使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以其传世的约150篇作品跻身日本文坛的二十世纪初的巅峰,他的作品构思巧妙、笔触细腻、内涵犀利,将人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完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对于人性中“利己主义”的披露更是在其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文也将就此展开探究,以发掘芥川作品的文学内涵。

论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利己主义

芥川龙之介小说中利己主义者的不同表现:显性的和隐性的利己主义。作家又是在两种情境中对显性的利己主义进行描绘和刻画的:即面对生死与否的利己主义选择和非生死关头的利己主义选择——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的选择。通过对其小说中进化后的利己主义和原始的利己主义的分析,对芥川创作的潜在意识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试论芥川龙之介《鼻子》的深层意蕴

《鼻子》的意义不仅在于刻画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心态 ,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冷漠和虚荣 ,而且还深刻地蕴涵着禅宗的人生“三境界说”对芥川的影响 ;《鼻子》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集《今昔物语》 ,对其中一个简单的笑话做了艺术的加工并注入了现代人寻求拯救的心理体验 ;本文参照芥川对宗教救赎问题的一贯思考 ,剖析了内供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命运 ,意在说明《鼻子》中所蕴藏的禅宗“三境界说”对人心只起到有限的拯救作用 ,人类最终走不出命运的樊篱 ,从而显示了作家人生体验中深刻的矛盾和痛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