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芬格莱特到安乐哲——孔子仁学研究的突破与发展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而有关孔子仁学的研究也成为了西方儒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从外在行为特征角度出发来反对西方用“心理主义”视角解释孔子思想,同时突破性提出以“礼”为切入点来阐释“仁”的丰富内涵。而安乐哲则部分承袭了芬格莱特关于孔子仁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仁”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焦点—场域”等研究理论,使得美国汉学对于孔子仁学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当代英美世界对孔子“仁”的重构——芬格莱特与史华慈对比研究

孔子的"仁"不单单是中国孔子研究中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英美本土的汉学家和哲学家对孔子的"仁"学研究在英美世界内部呈现出对话与批判的形态。芬格莱特提出孔子的"仁"是一种行为;史华慈则认为"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二者的观点使"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两种视角交织,构成了当代英美世界孔子研究的完整图景。

芬格莱特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立场中的孔子礼学研究

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是西方世界孔子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芬格莱特运用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言语行为理论,深入分析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自此从前多被忽视的孔子礼学思想成为西方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芬格莱特从日常生活与"礼"的关系、语言与"礼"的关系、道德与"礼"的关系三方面分析了孔子的礼学思想。纵观他的研究,芬格莱特似乎更强调"礼"之于人的行为方面的特性,而忽视了"礼"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抽象的秩序体系对人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层面产生的影响。

回归原典:当代英语世界对儒家君子观念的解读——以柯雄文、芬格莱特、安乐哲为中心

柯雄文、芬格莱特和安乐哲在阐释儒家君子观念时,都主张摆脱身/心、个体/社会、事实/价值的二元论,呈现了当代英语世界儒学研究的学术前沿。柯雄文从美德伦理学出发,他围绕美德、良心等德性概念阐释儒家君子,而非正确、责任、义务等义务论概念。他认为君子传递的是“力量与生机”,反对将君子理解为理性之人(reasonableness),而主张通情达理之人(reasonable)。芬格莱特强调儒家君子的特质是礼学精神。他主张去心理学化,礼学精神并不是对个体心理的描述,而是指向“人际性”,表现为一种公共价值。安乐哲反思西方世界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解读,认为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基督化”与“东方化”,他认为儒家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活动过程,君子通过道德生命活动从而呈现自我,并不预设一个先验的理性主体或自我。柯雄文、芬格莱特和安乐哲对儒家君子观念的阐释,为我们儒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西方的中国人论研究——以英美几个中国哲学研究专家为例

以英美几个中国哲学研究专家为例,用异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论。其中,郝伯特·芬格莱特以"音乐说"解读孔子人论,史华兹以"有为与无为说"解读孟子人论,葛瑞汉以"范式更替说"解读朱熹人论,郝大伟和安乐哲以"场域—焦点说"解读中国人论模式,而孟旦则以"整体主义"解读中国人论风格。当然,在这些独到见解的背后,也无意识地打上了某些偏见性。

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

以往大部分的英美孔子研究都将"是否符合西方价值标准"当成了褒贬孔子思想的基本依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率先对这种隐藏在孔子思想诠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提出反思,影响深远。除了芬格莱特的著作,值得关注的还有受其影响并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史华兹、郝大维与安乐哲、葛瑞汉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时时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又巧妙借助自身的西方视角为世人呈现了诸多孔子研究的新观点。

浅论孔子之道及当代启示

道路是形容人生最常用的比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之路各有不同。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其著作《孔子:即凡而圣》中对比东西方文化后,认为在孔子眼中的道德是“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①。也就是说,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人生没有真正的道德选择困境,虽然人生具体的每一步是未知、开放的,但人生努力的方向确定无疑,天地间存在唯一真实的大道,人的一生要么遵循此道而行,要么偏离此道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