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炯《花间集叙》之词学审美标准探源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体现着编选者的审美评价标准,欧阳炯为其所作的叙则从理论上给予了认同和张扬。因此,欧阳炯的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词论专文,而且他所阐述的词学审美标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词学批评标准。《花间集叙》所张扬的词为艳科的理论,是在六朝以来诗人们对“情”的特殊理解的影响下,对晚唐以来诗歌审美倾向和词体创作实践的总结。同时,欧阳炯对词的侧艳品格的确定,还与他对词和音乐之密切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关。

《花间集叙》与词体侧艳品格的确立

赵崇祚的《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从理论上对温庭筠以来的绮靡词给与了认同和张扬。因此,不仅欧阳炯的序是中国最早的词论专文,他在序中阐述的词学审美标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词学批评标准。《花间集叙》中的"词为艳科"的理论的形成和对词情的侧艳的审美评价,是对儒家诗教理论的一种突破,但它立足于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及对词的侧艳品格所作出的片面的强调,又把词的价值功能狭隘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试论唐宋词坛词体观的演进——以《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为中心

在唐宋词学史上,对词体的认识有一个演进过程: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之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李清照《词论》之于诗词之辨关键时期的南北宋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之于词体定型于案头且受到民间曲艺影响的南宋后期,三部文献在这些词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准确地把握了词体发展的新变,对已经形成的当代词体新的特质加以分析概括,并对今后的创作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这三部文献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学史的发展路径,代表了当时词体观的最高成就,具有唐宋词学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花间集》的诞生——基于后蜀初年伎乐建设及“诗客曲子词”创作的考察

《花间集》的编选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后蜀统治者的淫乐需求,也不可认为其与南朝“宫体”一脉相承。若将《花间集》的诞生置于后蜀初年(934—940)这一较为精确的历史坐标之中,可以发现,《花间集》裒集的历史契机是由于乐曲沦散,后蜀伎乐建设对新曲词产生迫切的需求。孟昶执政之初对前蜀王衍淫佚亡国的镜鉴,是《花间集叙》批评南朝“宫体”与“倡风”以及《花间集》编选尚雅黜俗的背景语境。唐季五代“诗客”词人并不被动迎合乐曲,而是敢于突破传统乐曲规定,积极创制新调。他们创作的声律谐婉、歌词精雅的“诗客曲子词”,强化了曲子词的文学性,提升了艳词的审美层次,满足了编选者对新型歌词的需要。

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及其词史意义

在以乐工歌伎歌舞表现为娱乐形态的宴乐风尚的驱使下,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词人将宫体诗中唯美化、形式化的女性形象,以及"艳情"与声调、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等多种元素"移植"到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词体之中,形成抒情内容普泛化、表现风格类型化、创作主体"他律"化的创作惯例,从中建构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其规范体系因具有普适性趣味原则和艺术效应,也因赋予花间词潜在性抒情功能而成为一种经典性艺术范本,为历代词人所认同和采纳,谱写属于"本色"之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