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雅之争”视阈下的“贵妃醉酒”——以北京、苏州两地为中心

以往对于早期(嘉庆之前)“贵妃醉酒”故事的梳理分析主要集中于文本内容,即以《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太古传宗》等辑录的文本为依据,从曲词或曲文入手探究演变关系,而忽略了在声腔和剧种里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到早期舞台演出风格的形成和确立。从“花雅之争”入手分析早期“贵妃醉酒”舞台表演风格形成和强化的原因,可进一步明确早期表演风格的基因谱系,也能看到“贵妃醉酒”在这一时期的流布路径。清朝戏曲政策变化和演员的因素是可以认清早期“贵妃醉酒”在北京舞台上消失的原因。

昆剧之“雅”与“花雅之争”另议

主要由文人创作的昆剧,是中国戏曲中最"雅"的一种。但昆剧之"雅"主要是作品形式(文词、演唱等)文雅,作品内涵并非都属"雅正"。场上搬演的昆剧包含了昆班艺人的创造,这更为昆剧加入不少"俗"的成分。在清代,昆剧和乱弹的服务对象不尽相同,而且乱弹艺人常常努力学习昆剧,昆班(雅部)的所演所唱与乱弹班(花部)的所演所唱常常"交错",故昆剧与乱弹并非不共戴天。近数十年来学界常将清代剧坛大势归结为"花雅之争",但一个"争"字无法概括昆、乱之间的复杂关系。昆剧的衰落也需要从昆剧自身寻找原因,而不应简单归因于乱弹的强盛。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花雅之争

花雅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现象。花雅之争涉及花、雅两部。雅部之"雅",具体体现为文雅、雅致与典雅,其总体的审美精神是与素朴美相对的华丽美。花雅之争花部最终取胜,原因既在于其对戏曲通俗性本质的张扬和表演性、娱乐性特征的强调与实践,更在于其审美精神的返朴归真和美学风格的素朴本色。花部戏曲的审美精神和美学风格在创作以及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文人作家唐英对花部戏曲的改造,花部作品通俗浅近的语言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花雅之争”与戏曲音乐体制的转型

清代剧坛"花雅之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戏曲音乐体制由曲牌体独擅天下转变为以板腔体结构占据主导,戏曲音乐完成了两大曲体的过渡与交接,中国戏曲由此进入现代化发展历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南北曲包含板腔变化的曲牌联套音乐体制,清代京腔带有过渡痕迹的曲牌、板腔兼用体制,清代秦腔成熟的板腔变化音乐体制,及民间小戏逆向发展的音乐体制演变路径,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戏曲音乐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适应与背离:花雅之争理论模型与清代宫廷演剧实际

花雅之争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用于清代内府戏曲演出的实际情形。这一理论模型无法全面概括清代戏曲史中纷繁复杂的腔调竞演与融合现象,更无法在宫廷与民间、城市与乡村、北方与南方等不同场域同样适用。花雅之争理论与清代内府戏曲演出之间存在一定适应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理论的构建是以北京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并大量采用了清廷禁戏谕旨和清宫演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与清代内府戏曲演出之间的矛盾性同样十分突出。清代内府地方声腔与昆弋两腔的关系应该用"花雅并蓄"来概括更为妥当。

《红楼梦》中演剧所反映的“花雅之争”

康雍乾三世,正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花雅竞胜的时期,《红楼梦》作为康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从戏曲文化角度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花雅之争"的盛况。本文通过对《红楼梦》演剧活动中所上演的雅部与花部的比重,演剧所用戏班的属性,以及作者曹雪芹对"花部"、"雅部"的不同态度,来揭示中国戏曲史上"花雅之争"的真实面貌。

从“花雅之争”看音乐史学雅俗分流格局的现实意义

"花雅之争"是中国音乐史学雅俗分流格局下清代中期戏曲界对"花部"与"雅部"两个不同戏曲剧种的认识与接受,并由此引发的地方戏曲与传统戏曲之间的冲突与争胜。清代音乐史学中雅俗分流格局影响下的复古与反复古两种史学思潮也在这场现实生活中的"花雅之争"里有所反映,并在焦循的《花部农谭》、《剧说》等戏曲史著中体现出音乐史学领域内反复古主义思潮的全面胜利。

浅论清代戏曲音乐审美之转型——以“花雅之争”为例

清代中叶,剧坛上出现了历史中著名的"花雅之争"文艺现象,其表象是地方戏的勃兴取代了一代剧坛霸主昆曲的位置,生动活泼的板式变化体取代了单一枯燥的曲牌联曲体,"接地气"的俗文化取代了"曲高和寡"的雅文化,实则蕴含着清代戏曲音乐审美精神的返璞归真与美学风格的朴素本色的自然流露。

我见花雅之争

在整个中国戏曲史当中,花雅之争作为关键信息是戏曲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代表性事件。本文试图对花雅之争一事进行系统分析。

一场多维度的动态博弈:“花雅之争”的“局中人”

“花雅之争”是清代康熙末叶(约1700年)至道光末叶(约1850年)中国戏剧史上一场有关“花部”与“雅部”戏曲的持续性博弈事件。在这场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争胜中,上自帝王、官员,下至商贾、文士以及艺人、百姓皆乃其“局中人”。不同阶层所存在的差异性态度,成为“花雅之争”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他们各自的意识和行动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动态诱因,导致了“花雅之争”最终的结局。

《梦中缘传奇序》与花雅之争关系辨误——兼论清中后期北京剧坛的昆曲兴衰

文学史著作在论述花雅之争时,常引用徐孝常《梦中缘传奇序》来佐证昆曲在乾隆朝已然没落,但在引用材料时多出现失误。一是对《梦中缘传奇序》的标注出现失范;二是所谓"闻歌昆曲,辄轰然散去"的记载本属孤证,未加考察,造成以讹传讹现象。实际情况是,昆曲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魏长生进京之前仍然活跃于宫廷与民间。在北京昆曲至道光时期才让位于乱弹。

雅俗之间的徘徊——花雅之争中的沈起凤

清代乾嘉时期,雅部昆曲渐趋衰微,活跃于民间的花部戏则散发出蓬勃生机,形成强有力的挑战。面对花雅交争激烈的现象,沈起凤情不自禁地从花部戏中汲取养料,融入传奇创作中,在戏剧情节、叙事结构、舞台手法和语言通俗化等方面都作了革新。其戏曲在当时颇受大江南北艺人追捧。但沈起凤对花部戏颇为仇视,流露出言不由衷的矛盾心理。究其原因,是他身上儒家正统思想在和市民审美趣味交织中占据上风的结果。

花雅之争视阈下的“贵妃醉酒”--以北京、苏州两地为例

以往对于早期(嘉庆之前)“贵妃醉酒”故事的梳理探析主要集中于文本内容的分析比对。以《新选南北时调青昆》《太古传宗》等辑录的文本为依据,从曲词或曲文入手探究演变关系,而忽略了在声腔和剧种里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到早期舞台演出风格的形成和确立。对早期“贵妃醉酒”舞台表演风格形成和强化的原因探析,进一步明确早期表演风格的基因谱系,同时也能看到“贵妃醉酒”在这一时期的流布路径。对清朝戏曲政策变化和演员个人因素的考虑则可以认清早期“贵妃醉酒”在北京舞台上消失的原因。因此对于完善北京舞台上早期的“贵妃醉酒”的表演和消亡有重要意义。

“花雅之争”及雅部失败的原因探析

研究清代戏曲发展史,花雅之争不得不提。从民间里巷走出的花部乱弹,在昆曲深受朝廷喜爱、扶植的情况下,竟能一次次击垮昆曲称霸京城,这不仅是花部自身的魅力使然,也是昆曲多重弊病的结果。清唱曲社虽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昆曲,但其仍不可逆转地退出主导地位。本文将对花雅之间的三次争锋及雅部失败的原因做出探析,以期从中得到启示。

文化权利视角下的花雅之争再解读

花雅之争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文化现象,它与文化权利主体及相应的文化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各声腔剧种权利主体维护和实现自身文化权利的复杂博弈。与其将花雅之争看成是一个特指的文化事件,不如将其视作一个泛指的长期历史进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末到民国时期戏曲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清醒地认识包括昆曲、京剧在内的各个剧种在今天面临的困境,探索一条符合艺术规律的戏曲传承发展之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

“花雅之争”研究中的歧见与困境

"花雅之争"是清代戏曲史的重要术语。目前,学界对"花雅之争"的观照越来越全面,但将这些研究成果统而观之则会发现,"花雅之争"的提法不但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而且遮蔽了花、雅之间的融合以及花部之间远为激烈的竞争关系。花部、雅部在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在宫廷、文人、民间不同的文化空间里都有其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花雅之争"不足以概括当时全国戏曲发展的多面相。"花雅之争"研究中的这些"歧见",恰恰完成了对"花雅之争"术语的解构。

清中期“花雅之争”视域下的戏曲演员地理来源——以北京、扬州等地文人笔记为中心

清中期的花雅之争延续数朝之久,地域范围南北皆有,是中国戏剧演出史的重要分水岭。彼时南北戏剧中心城市北京与扬州等地文人笔记所录戏曲演员的地理来源彰显不同区域声腔剧种的人才结构和发展态势,是解读"花雅之争"的独特路径。通过对两地文人笔记所录戏曲演员的统计归纳,辨析演员与声腔剧种之间深层关系,无疑为我们深入阐述花雅之争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有力方法和独特视角。这对声腔剧种史以及戏曲传播演出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作用。

花雅之争视域下的《打金枝》与《满床笏》

花部剧目《打金枝》又名《满床笏》,而"满床笏"实乃传奇剧目名称。文章考察了二者的本事来源和发展流变,发现二者的舞台经验能够生动勾勒出花雅之争的一个鲜活片段,并由此展示花部戏曲剧本的美学特征,进而揭示戏曲史上雅俗观念对于传统戏曲发展的影响。

“花雅之争”新论——以禁戏为切入点

清乾、嘉之时,"花部"乱弹广泛兴起,并于乾隆朝进入京师,与作为"雅部"的昆曲形成对峙,最终以花部繁荣、雅部衰微而结束。这就是戏曲史上的名案"花雅之争"。前人对此已多有论述,但大都是比较笼统地说统治者对雅文学的扶持、对俗文学的压制以及民众对花部的浓厚兴趣等。这些论述,不无一定道理,但既有些偏颇,也不甚全面。实际上,"花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