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革命视域下自由主义学人的中国革命认知

苏俄革命的成功引发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由此成为其观察与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重要蓝本。自由主义学人以苏俄革命为参照,从其渐进改造的根本立场出发,对中苏国情进行了比较,对苏俄援助、第三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多数自由主义学人认为近代中国或不需要革命、或不具备革命的条件、或革命难以成功。尽管自由主义学人理性、严谨、审慎的立场值得称道,其对苏俄及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乏闪光点,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其渐进改造的呼声与方案终被革命的声浪淹没。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苏俄革命观的演变——以大革命时期中共留苏成员为例

苏俄革命不仅对于俄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看到了希望,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意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苏俄革命观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对苏俄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开展产生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从革命的性质与方式、动力、领导核心、指导思想、意义等五个方面,重点分析大革命时期中共留苏成员苏俄革命观演变的历史过程。

最早活跃在苏俄革命舞台上的中国人

刘绍周,1892年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一个茶农家庭,成年后又名刘泽荣。1897年5岁时,因天灾茶山被毁,随父去俄国,流落在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巴统市。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俄国读书,191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

20世纪20年代中期 ,郭沫若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对此 ,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一“转换”是由于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所致。这与历史真实是不相符的。大量史实说明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巨大影响 ,才是导致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源——中共创建时期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创建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党对苏俄革命模式的学习和实践事实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本文着重论述苏俄革命模式在党创建时期革命实践中的变化轨迹及其从中得到的历史启示。

蒙古问题之争:1920年代知识界对苏俄态度的分化

蒙古问题因中俄交涉拖延不决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知识界之所以在对待苏俄问题上呈现出"友俄""亲俄""联俄"和"仇俄"之不同态度,苏俄对蒙古的意图和举措是最敏感、最直观的因素。各方对国家主权、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不同阐释与论争的同时,蒙古问题亦不断被上升至"革命"高度,并使之意识形态化。在中俄交涉的特殊困境时期,拥有革命色彩的"民族自决"与主权意识的"国家自决"的博弈交锋,使得蒙古问题从外交事件上升至政治纷争,并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关系的理论认知与构建发生特殊影响。

鲁迅后期革命思想的独异性

在对鲁迅后期思想的探究中,其革命态度及其转变一向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而以往有些研究往往强调鲁迅进一步转向革命的过程,甚至认为鲁迅到上海后,就进入一个新的政治空间,直接参与到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建设和革命实践中①;还有学者指出,鲁迅学习了苏俄革命文艺理论之后,意识到革命与文艺之间存在某种"同一",形成某种"文的自觉",从而"生成了‘革命同路人’和‘文学政治’的知识阶级新存在模式。"②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整体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保证,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反过来,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只要有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难以为继。"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的影响下,文化思想界和政治革命家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认识上发生改变,整体文化变革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危机的出现直至失败。

从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翻译看鲁迅晚年的精神世界

"同路人"是俄国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他们在俄国专制社会中成长,了解那个社会,同时又厌恶那个社会,用犀利的笔触抨击那个社会。他们希望变革社会,同情革命,但又抱有怀疑。鲁迅晚年翻译了大量"同路人"文学,耐人寻味。他对"同路人"作家评价很高,不仅是从艺术的角度,也是从思想的角度。而且,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成与"同路人"类似的作家,而非革命作家。他关心"同路人"作家在苏俄革命政权建立后的命运,有几分惺惺相惜的味道。

袁振英生平图片展——广东党组织早期成员研究的重要行动

2014年7月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袁振英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深化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12月10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共青团广州市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协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承办的“一位黄埔教官的跌宕人生--袁振英生平图片展”开幕。展览以袁振英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分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精研易卜生”、“共产主义马前卒”、“中学男女同校的先行者”、“大革命洪流中”等12个人生节点。此次展览精选了180余张珍贵历史、文献照片，特别是展出了十余件文物，包括早年袁振英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有关易卜生研究及宣传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译文以及袁振英的部分手稿照片，期待人们从字里行间，去理解和领悟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曲折人生。“袁振英生平图片展”是对广东党组织早期成员研究的重要行动。

近代湖湘士风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演进

青年毛泽东从17岁到27岁(1910-1920)的思想是起伏多变的,经其10年间的探索和历练,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质的跃迁。这种变化发展与近代湖湘士风的影响濡染密切相关。在儒学背景下形成的近代湖湘士风相继融合了洋务运动、留学风潮和苏俄红色革命所形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元素:传统士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里融进了“变法”制度的渴望;坐而论道的传统士风吸纳了异域近代西方文明成果而注重“知行合一”……这一切,成就了近代湖湘历史上士人社会群体行动的独特景观。青年毛泽东身在其中,思想不断发展演进:他从探究宇宙“大本大源”期望“圣贤救世”的客观唯心之说走向了“唯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进而走向“知行舍一”的“现实主义”和“实践至善”;严酷的现实斗争和异域苏俄革命的成功又使青年毛泽东抛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找到了“救世”的良方在于“暴力革命”,找到了“救世”的力量在于“民众联合”。

再说瞿秋白

瞿秋白就义67年了。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领袖人物呢?这只能让有关他的史实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