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演变及启示论析

苏联共产党执政70余年,最终失去政权。从权力监督层面总结其经验教训,意义重大。总体上来说,苏共对自身的权力监督,不论是在认识、制度还是实效上,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削弱的过程。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的权力监督意识尤其是把自身摆在受监督位置的意识不强,对于俄国长期专制传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在如何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实现党内监督科学化方面更是存在严重不足。对于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强化党内监督意识,完善制度法规,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无疑是原苏共的党内监督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变迁与启示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执政地位逐渐稳固,权力监督成为现实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度是在列宁的提议和领导下创设的重要制度,对于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权力监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该制度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完善。在不断改变的过程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独立性逐步削减,甚至弱化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非但难以承担权力有效监督的职能,甚至与原来创设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虽有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但其内在的权力监督不力,尤其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异化,导致党员干部严重腐化,权力不能很好行使,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对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于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权力监督及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苏共中央档案向社会开放

从今年3月起,苏共中央档案将对所有人开放。为了了解“老广场”(原苏共中央所有地)的秘密,需要在现代文献保管中心的阅览室登记,定于2月25口开始办理这个手续。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保管苏共中央档案材料,收藏了1952年至1991年8月这期间的约3000份党的文件。过去这些材料存放在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现在由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保管。文件中有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和各种材料,中央各部的文件,领导干部的档案。该中心集中了在下达暂停苏共活动命令之前苏共中央大楼里存放的一切文件。该中心领导人希望中心的材料中不久以后能增添所谓“克里姆林宫档案”

推进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述评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猛烈抨击,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决意排除惰性劣根和推进改革事业的决心。而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则被认为是第一份非勃列日涅夫化的重要文件。

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在2月13日举行的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1911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50年代初就与勃列日涅夫结识,长期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重用。1956年到苏共中央工作,196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

从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书记看克里姆林宫的接班人问题

五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为中央书记。五月二十六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免去安德罗波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这一重要的人事变动引起西方各国重视,认为克里姆林宫内争当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的斗争“出现了新的转折”,“增加了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可能性”,并对勃以后苏联可能奉行的政策进行揣测。现对此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并作初步分析。

苏共中央颁布《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普通学校改为十一年制 儿童从六岁入学

苏共中央于1984年1月4日在真理报上全文公布了供全民讨论的《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要求从1984年起着手改革到1990年完成。关于教改目的草案说按照苏联社会发展的要求来改进教育事业,是一项迫切任务,同时也是为了消除苏联教育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及形式主义的作法。关于教改的基本任务,草案认为有:(1)提高教育质量,改革学制并降低各班的满额程度。

苏共中央1953年九月全会后苏联农业的发展

苏共中央1953年九月全会以后,苏联农业开始迅速地巩固。关于这一点可以由下列资料来加以证明。这些资料表明1954—1956年期间农产量和农产品采购量的增长情况(对1951—1953年期间的百分比):

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现已改名为“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是原苏共的最高科研机关。它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于1921年1月成立的,当时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有70多年历史。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存和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著,编辑出版他们的传记,收集、保存和发表苏共中央的文献及党的杰出活动家的著作,研究苏共历史、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党的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几十年来,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原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被改为“俄罗斯管理学院”

原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是为苏共中央机关、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各区委和州委培养理论工作者,为高等院校培养教师和为科研机关和学术刊物培养科研人才的党的最高教学机关。它成立于1946年,前身是苏共中央红色教授学院。1978年,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并入该院,该院的规模扩大。它还负责指导隶属于地方党组织的15个地方党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地方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原有两栋教学楼,两个招待所(即学员宿舍楼);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又建造两栋新楼。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文献典藏与研究

自1920年成立以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首任院长梁赞诺夫的带领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在研究院14个研究室中,收藏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珍稀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及相关刊物;另一方面,在档案馆的五大部门中,收藏了大量原始的档案资料,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珍贵手稿、书信和摘录笔记等。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文献基础。在丰富的图书和档案典藏资料的基础上,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博物馆,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专题展览来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成就。

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下)——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二次共产国际历史问题讨论会纪要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K·K·希里尼亚在谈到革命浪漫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对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政治斗争的影响时说,革命浪漫主义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内一些夸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可能性的人的情绪。一方面,革命浪漫主义助长了这种情绪的蔓延;另一方面,它又使运动脱离了现实,助长了左倾宗派主义的产生。对于后者它只是在表面上同革命浪漫主义相似,其特点是,它不仅夸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而且脱离群众。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欧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该地区的政策的决议

(1991年1月22日) 1.同意苏共中央国际部信函中所陈述的见解(附后)。2.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出发点是,在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方面,必须遵循如下各点:①苏联关心同该地区各国的良好的睦邻关系。非常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国家执行对我们友好的政策,不要成为反苏主义策源地,不要起到苏联民族分立主义和离心倾向的外部催化器作用,不要成为那些计划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势力的政策执行国。

让人民更了解党——《苏共中央通报》读后感

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重要刊物——《苏共中央通报》于1989年1月问世了。这是苏共中央主办的一个大型信息月刊。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刊物,那就是根据俄共(布)八大决议于1919年5月开始创刊的《俄共(布)中央通报》。当时该刊物登载党的最高机关的文件、决议,报道党中央机关的活动。列宁曾经利用这个刊物,及时向党组织通报党中央委员会对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的立场。后来根据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决定(1920年9月)。

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上)——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二次共产国际历史问题讨论会纪要

1988年6月21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第二次共产国际历史问题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问题。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成立新机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所

苏共中央社科院于1987年组建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所,由副院长Б·波波夫直接领导。据有关材料介绍,该所建立的背景是,社会主义世界正在积极探索社会革新的途径,正在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而这些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和创造性利用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经验。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民族问题

莫斯科专电 9月19日和20日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在1990年10月召开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当代条件下党的民族政策”提纲,并进行了一系列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 人们注意到,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联国内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深圳市委党校访问

应中共中央党校邀请,以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雅诺夫斯基为团长的苏共中央社科院(即苏共中央党校)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杨培先培同下,于5月24日至26日访问深圳。24日晚,深圳市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厉有为同志在粤海酒店贵宾厅会见和宴请了苏联客人。会谈中,厉有为同志代表市委、市委党校对苏联贵宾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祝愿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取得改革成功。

内定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本文所刊载的这份原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披露了在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经过。然而,戈上台后的表现与苏共政治局对他的期望大相背谬,其后果非常值得人们深思。此文原载[俄]1993年《史料》杂志副刊,本刊刊登时作了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