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苏报》案”

清末革命风潮,以1903年为一高峰,这一高峰的形成,又与"《苏报》案"的推动密不可分。作为《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与这次事件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往学术界虽有论述,但并不详尽。本文通过研读《苏报》和《苏报案纪事》等第一手资料后认为,章士钊入主《苏报》笔政后,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版面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迅速扩大,最后引发"《苏报》案"。章士钊之所以能够在"《苏报》案"中脱逃,主要受惠于俞明震,而俞明震之所以能够为章士钊开脱,同情革命、顾念情谊、事先规避及乡谊等因素均不能不考虑。事后章士钊编辑出版《苏报案纪事》,不仅为后人研究"《苏报》案"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对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界风潮”的革命化:陈范与《苏报》的政治转型历程

《苏报》是清末民主革命派的重要报刊,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起先导作用。作为《苏报》馆主,陈范引领《苏报》由维新报刊转型为倡言革命的舆论先锋,其历史贡献昭彰青史。陈范引领《苏报》抓住晚清教育变革过程中新旧体制之争这一焦点,与革命进步团体爱国学社合作,创设“学界风潮”专栏,揭露封建教育体制之积弊,发政治反抗力之先声,为国民竞自由权之起点,并主导《苏报》从报纸版式到思想内容的改版升级,借此加速推动《苏报》革命化的政治转型。以《苏报》原刊及陈范诗文为主要材料,通过“维新改良”到“学堂议题”、学潮的“深度介入”与《苏报》的革命化、《苏报》的改版与政治转向、《苏报》转型后的政治担当等建立研究框架,考察陈范引领《苏报》政治转型演进与激变的历程与脉络,揭示陈范的人生际遇、生平家世对《苏报》“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思想形成的内在联系。

《苏报》馆主陈范及其思想论略

1903年的苏报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对于这起事件,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报》的馆主陈范,更少留意他在那个乱象纷纭的时代里一些颇有亮色的新思想。本文在综论陈范一生的行止后,试图对这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加深对其为人的了解,也可借以窥见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之一斑。

《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及其反思

"苏报案"被学界称为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事件。百余年来,《苏报》与"苏报案"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首先从作为政治事件的"苏报案"和作为新闻事件的"苏报案"两方面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各自存在的特点与不足。最后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从革命舆论动员的视角,反思对《苏报》及"苏报案"的研究。

《苏报》馆主陈范传论

革命报人、《苏报》馆主陈范在19世纪末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革除社会弊俗,在20世纪初年主办《苏报》,团结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志士倡言排满革命,以至酿成"《苏报》案",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但他不屈不挠,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终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

《苏报》原为“营业性质之小报”,后在追踪时代潮流的过程中转成“善造风潮之报”。通过对各地“学界风潮”的持续报道,《苏报》充分彰显了报刊传媒的社会批判功能,并因此形成某种旨在批判教育腐败、政治专制和文化奴役的激进舆论。而后,章士钊等人主持笔政,着意对栏目设置和版面编排进行“改良”,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文字,使得《苏报》完全成为革命宣传的舆论工具。从《苏报》舆论的言论进路与话语策略来看,实经历了一个由和缓而激烈、由教育批评而政治批判、由双向“交流”而单向“灌输”的过程。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

俞明震与“《苏报》案”新论

1903年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案情复杂,有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我们忽略了对俞明震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他是清廷派往上海查处该案的主要官员,故长期以来,当事人章太炎、吴稚晖,还有许多著述,一直把俞明震等同于其他反动官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而才有所谓"通情献策"的争论,而且争论不休。实际上,在该案中,由于一些鲜为人知的原因,俞明震一直在暗地里全力救护革命党人,或通风报信,或亲自约见革命党人,劝其避走,但由于吴稚晖昧于大义,未将俞明震的情报通知同志,致使章太炎和邹容下狱。其实,俞明震虽然身为清廷命官,但他却始终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与清廷周旋。

陈范与《苏报》案

20世纪初 ,《苏报》主人陈范 ,在革命派的影响下 ,与立宪主义决裂 ,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苏报》也高举革命之旗 ,成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由于《苏报》主张“排满” ,放言革命 ,清廷恨之入骨 ,随同帝国主义勾结 ,制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苏报》

蔡元培与“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末革命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这一案件，实际是清廷对上海反清革命运动的总攻击，举凡由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而兴办爱国学社、张园演说、拒法运动、拒俄运动、《苏报》激烈言论、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鳞的《驳康有为书》等等，均在压制之列。由于《苏报》与这些革命活动紧密结合，尽量传布，并成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因此总称这次事件极为“苏报案”。章士钊曾称之为“癸卯大狱”，涵盖得似乎更为确切一些。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浅析《苏报》学堂报道对清末“学生社会”的表达与建构

《苏报》以大量的学堂报道构筑起清末的"学生社会"。以"中等社会"的学生为构成主体,"学生社会"体现为近代学生的社会参与以及对社会关系的重构。《苏报》利用对"事"和"人"两方面的报道策略,开展学界事件报道,勾勒学生群体的形象。

清末学堂风潮中的“秩序观”——以《苏报》“学界风潮”专栏为考察基点

秩序观体现为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行事规则、社会角色定位等。本文以《苏报》"学界风潮"专栏的文本为考察基点,分析清末学堂风潮中的学生群体所营造的"秩序观"。在教育体系与现实环境的促动下,学堂学生的自主、自觉意识被唤起,对于自身的认识跨越到"学堂主体"和"现代国民",因此在运动中表现出对规则、文明的秩序追求。这也对"臣民""师长"等旧有尊卑秩序体系产生了冲击。

公众参与与近代舆论的形成——以《苏报》“通信栏”为例

中国近代舆论的兴起与报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参与以及报刊读者面的扩大,使得报纸体现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报刊也在外在形式上作出变化,以适应读者公共化的趋势。报刊通信栏目的出现与流行,使读者有效地参与公共意见的形成。《苏报》的通信栏目典型地体现了晚清报刊的公共性,报纸、民众和政治事件之间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而且产生了实质性的互动。

《苏报》革命化与“苏报案”对清末革命舆论的建构作用

一切政治变革研究的起点,要从媒介演变的契点开始。人们展开传播活动的手段和渠道,不仅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进步与革新,也对人类社会政治进程起到促进作用。报纸以新闻的媒介载体形式被西方殖民者带入中国,使得20世纪初的仁人志士用激烈话语鼓吹反清革命成为可能。而19世纪末诞生于上海的《苏报》本无反清、革命之内容,却在20世纪初逐渐走向革命化,甚至出现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对晚清革命舆论的建构发挥着深刻作用。文章基于新闻媒介与舆论建构的视角,从晚期社会背景出发,追溯《苏报》走向革命化的历史轨迹,试图研究《苏报》革命化及"苏报案"对清末革命舆论的建构作用,思考在晚清社会背景下媒介如何推动革命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浅析《苏报》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签订后,当时上海成为中国的通商口岸,在这里有许多报纸诞生,《苏报》就是其中的一份报纸,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苏报案”是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爱国报纸的行动,这场案件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苏报案”看清末的报界

鲁迅在逝世前二十多天,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那时,他正在一场大病之后,刚刚有点转机。“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但他终于力疾把这篇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写出来了。那年,章太炎刚死,吴稚晖就“反攻例算”,写了一篇文章讥刺太炎。

俞明震与“《苏报》案”

俞明震与“《苏报》案”颜廷亮《鲁迅研究月刊》今年第５期所刊《关于俞明震史料的一点辨正》，就俞明震是否因在办理＂《苏报》案＂时＂很不得力，思想有抵触＂，以致＂被御史黄某、两江总督魏某奏了两通，险些掉脑袋＂问题进行辩正。应当说，这个辨正是必要的，也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