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调性与不同的境界——欧阳修、苏拭、赵令畤〔蝶恋花〕比较艺谭

欧阳修、苏轼、赵令畤在相同的调性中却境界不同。欧词景深、情深、意境深;苏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赵词抑扬起伏,含蓄。从艺术效果上看,欧词带有悲哀;苏词悲中含有希望;赵词以景托情,心画如声。从结构上看,欧词步履沉稳,一步一个脚印,节奏缓慢;苏词词急流走,一气呵成,直到结尾才作一个停顿;赵词浅近而通俗。从写法上看,欧词是自然现象,其境苦;赵词是人为的,其境喜。虽皆牵动感情,而意趣迥殊。而苏词则旷走豪放缚不住,情绪活跃,悲中有喜。

苏拭诗词中“人生如梦”观探微

在苏轼的诗词中有许多“人生如梦”的喟叹.本文以苏轼的有关诗词文章为材料,结合苏武的思想、经历,揭示了“人生如梦”观的全部内涵:生命流程如梦之短促,吉凶祸福如梦之无常,荣华富贵如梦之虚幻,事过境迁如梦之朦胧.并对其源做了探求.

二十世纪苏轼文学研究述略

从史论的角度出发 ,将一百年来对苏轼文学成就研究的历史 ,分三个时期进行了综合研究。宏观切入 ,微观把握 ,客观叙述 ,论史兼顾 。

宋词别开生面之作——谈苏轼辛弃疾的农村词

苏轼、辛弃疾是宋代豪放派的两大词家。苏、辛的词,豪迈雄放,气象宏大,意境开阔,代表了宋词的杰出成就。他们都是词体的革新者,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把词从“偎红倚翠”、离愁别恨和诗酒优游、消遣娱乐的狭窄圈子里解放出来,为词的健康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

宋诗尚理,已成为千古定论。虽然后代对其褒贬不一,但谁都不否认其中存在着不少脍炙人口,充满了理趣的诗。苏轼作为宋代杰出的代表诗人,在其毕生丰富的创作中,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颇耐寻味、富于理趣的诗篇。本文试对苏轼的这部分诗及其产生原因作一粗浅论述,以期对苏轼诗歌的理趣特点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苏词所表现的人格美和艺术美

苏轼是北宋时期兼擅诗词散文的杰出作家,几百年来,苏轼以他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作品培养着人们的意志,陶冶着人们的情操。苏轼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作品中的人。可以说人格美是苏词的灵魂,是苏词的风骨,而艺术美则是苏词完美的表现形式,二者的巧妙结合,构成了苏词特有的风格,散发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一、苏词的人格美 人格美之一:独立不倚 “独立不倚”是苏轼人格美的核心。苏轼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人物,启幼即受家学熏陶,博览文史,他怀着“奋励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宏大抱负走上政治舞台,以“忘躯犯颜”,“直言敢谏”自许,力图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曾以一副舍身报国,奋勇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出现,认为应该坚守“独立不倚”、“危言危行”的名节。

道家思想与苏轼的审美心理论

在宋代美学中,苏轼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思想上杂糅儒、道、佛诸流,是文学史家们的共识。然而何种思想据主导呢,评论界一直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苏轼,道家思想的影响明显多于儒家,甚至可以说,道家特别是庄学,是苏轼审美心理理论的核心。 一、寻求人生解脱的旷达情怀 所谓人生观,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关于人生价值、意义的哲理性反思。对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不同的生活追求。宇宙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一方面作为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与人相依存;另一方面,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对立物、社会组织作为个体人的对立物,又束缚和限制着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自由。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注重的是人类的道德规范与自然的运行规律、个体的人与社会组织相统一的一面。以自然形象为君子“比德”,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最高人生理想,要求人以积极参与的精神投入自然和社会,以天地之正气养我浩然之气。这样,就在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前提下高扬了个体人格。

苏子杂谈(续)

河东狮吼 东坡《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有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龙丘居士者,陈慥季常也;濮阳公子者,吴瑛德仁也。陈慥事佛说空而恋家室,心终不净;吴瑛在家寓物而得禅意,心不留物,故苏子赞吴瑛戏陈慥,标出“游戏三昧”,已见宋世文人禅法矣。此类“三昧”,东坡与僧人参寥、了元辈相涉中已多见,故河东狮吼句,乃坡公说禅、演“游戏三昧”之一例,而非季常惧内之确证也。东坡《方山子传》有云:“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也。曰:呜呼,

一蓑烟雨任平生——黄州时期的苏轼

“乌台诗案”以及由此引起的谪贬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他的思想及人生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并未在放逐生活中萎缩,而是从儒道佛三家思想中汲取精华,赋予积极内容,追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人生境界,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放达观的自由人格。他的诗、词、文也于此时真正走向成熟。

苏轼与佛教三辨

“苏轼与佛教”本是受到历代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大题目。但真正说来，大都泛泛而论，深入探究者少，直到今天也未尝不是如此。这种状况不仅使研究不能细致深入，更难免在研究中得出不确的、笼统的、甚至错误的论断。本文下面加以辨析的三个问题：一、苏轼接触佛教的时间；二、苏轼受佛教、道家影响的差异；三、苏轼对于佛教的真正认识与根本态度，就正是分别属于上面所说这三种类型。

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

苏轼创作受佛禅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有人甚至推许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然而在研究中却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打算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三方面来谈谈。 一、佛典 苏轼诗文,有些立意出自佛家,有些语句化用佛典,但注新解多有发明。但有两类情况仍需申说。一是旧注虽已注出,但有人持反对意见,而我们可以征引新证,以固旧注者;二是旧注未遑注及者。 先谈第一类情况。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论苏轼的悼亡词兼论古代悼亡诗词的创作

爱情是人类崇高而美好的情感。表现这崇高美好情感的诗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它又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古国。因而,我国古代作家的爱情诗词既不同于民歌中的情歌、恋歌,也不同于外国文学中的爱情诗章。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

苏轼赤壁怀古词探讨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横放杰出,淋漓悲壮,实为词坛上不可多得的名篇。解放以来,词学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作了大量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这首作品的理解更加准确、深刻。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或者至今尚争论不休,难以求得一致;或者认识虽然一致,但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对这首词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是必要的。笔者愿就其中若干疑难问题作些探讨。一管之见,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词家与读者教正。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

论苏轼与理学

宋儒治学,多入理学之途.因理学乃宋代学术思想之大宗,代表着时代思潮,居于不可否认的主导地位.回避其影响,另树一帜,已是不易;针锋相对,予以反击,更是难得.因为这不仅需才学、识力,更需要勇气.所以,终宋一代,与理学唱反调的学者寥若晨星.

苏轼民本、仁政思想及渊源

苏轼政治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占比重最大，政治思想中又以仁政、民本思想为主体，它渊源于先秦儒家思想，同时又兼容并蓄，吸取了法、墨诸说，形成了苏轼爱民、重民的政治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动荡中，意识到了人民群众中潜在威力，从而肯定了普通百姓的价值，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则进一步阐述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章句下》）他们发展了西周之时业已萌芽的民本思想，形成了儒家的仁政观。这一思想经过汉、唐两代的实施，尤其是唐太宗的发挥、光大，的确起到了较为理想的统治效果，故宋建国之后，也明确表示要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国策，对民实行仁政，但这一仁政的中心内容与先秦儒家所鼓吹的仁政已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

苏轼的诗论

苏轼虽然没有写过诗话一类专著,但散见在记、叙、跋、诗、书信等有关论诗的文宇,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别出眼目,其见解之精辟处,为一般、诗论所不及.现将“诗以奇趣为宗”“寄至味于淡泊”“诗画本一家,天工与清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等诗观缀联成文,以窥苏轼诗论之一斑.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要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