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与苏格拉底审判的二重性

虽然苏格拉底在宗教实践上与其他雅典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能更虔敬,但其基于理性的宗教认知却与遵循习惯与本能的后者相去甚远。而他对雅典人信仰行为的理性质询,则可能导向对公认的宗教实践的一系列怀疑。这就使苏格拉底审判具有了必然性。古希腊城邦的政教合一,既决定了作为德性的虔敬与正义的二重性,也决定了苏格拉底审判的复杂性质:它既是一种政治审判,也是一种宗教审判,而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单纯的政治审判,或仅由信仰动机而引发的宗教审判。

从苏格拉底审判看雅典民主

雅典民主政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比较完备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块瑰宝,是典型的古代直接民主.由于雅典当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也存在着许多并不完善之处,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被等同为暴民政治,因此饱受批判,值得我们深思.其中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是历史上典型的民主悖论.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在民主化浪潮日益扩展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古希腊民主,从历史中得到启示.

“再现”与“在场”的哲学·戏剧——论巴迪欧的哲学戏剧《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审判》

哲学与戏剧历来被视为对立的两极,但也不断有思想家试图调和二者。阿兰·巴迪欧的哲学戏剧作品《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审判》就是其中代表。巴迪欧继承了柏拉图的戏剧技艺,通过超出简单的模仿,再现一种尚未真正成型的潜能存在,赋予这种潜能以在场性,在此意义上达成了哲学与戏剧的一致。以此为基础,巴迪欧在剧中再现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秩序空间与意识形态,以苏格拉底的受审再现了真理与解放的潜能,并以此呼吁对现实世界加以改造。

苏格拉底之审及柏拉图之反思

苏格拉底的死不是雅典人基于政治原因的结果,而是雅典人法律思维的必然结果。虽然雅典人极为敬重他们的法律,也为他们的法律自豪,但雅典的法律形式主要是程序法,实体法由于内容极为简略而其强制力弱化,这让雅典民众法庭陪审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加。由于在制度上没有设置对这种权力的限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这让柏拉图为之反思并由此开始了对雅典法律程序的改造。他否弃了雅典无论何人皆有可能当选为法官的可能性,也设置了一系列程序来限制权力的滥用,但他没有丢弃雅典原先法律对民众的尊重。

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历史嬗变

雅典民主制中的放逐制度即陶片放逐法,通常被看作是平民与精英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而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上的体现。然而,从陶片放逐法的内容与影响来看却并非如此,它通过象征性的作用将上述张力具象化,以此作为对政治领袖与精英的内在约束,实现了内在张力的缓解与平衡。当这种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不仅民主制的理念产生了嬗变,而且进一步使得张力恶化为对立,在历史上造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反过来,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平民与精英的差异理应得到尊重,这才是正义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

古希腊法律中的思想犯罪——以苏格拉底的审判为主线

现代立法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不承认主观犯罪。但人类史上,把'出轨'的思想定为犯罪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中世纪有宗教法庭,审判那些不合于正统的思想者。其实,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并非'思想犯罪'的始作俑者,'思想犯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于古希腊法中:它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来惩罚不虔敬的观念并由此捍卫民主制的一种法律手段。古希腊时期的思想犯罪最著名的事例乃苏格拉底的审判。苏格拉底的审判响彻整个历史,所以,本文打算以其为主线去探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思想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