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历史嬗变

雅典民主制中的放逐制度即陶片放逐法,通常被看作是平民与精英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而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上的体现。然而,从陶片放逐法的内容与影响来看却并非如此,它通过象征性的作用将上述张力具象化,以此作为对政治领袖与精英的内在约束,实现了内在张力的缓解与平衡。当这种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不仅民主制的理念产生了嬗变,而且进一步使得张力恶化为对立,在历史上造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反过来,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平民与精英的差异理应得到尊重,这才是正义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

古希腊法律中的思想犯罪——以苏格拉底的审判为主线

现代立法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不承认主观犯罪。但人类史上,把'出轨'的思想定为犯罪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中世纪有宗教法庭,审判那些不合于正统的思想者。其实,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并非'思想犯罪'的始作俑者,'思想犯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于古希腊法中:它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来惩罚不虔敬的观念并由此捍卫民主制的一种法律手段。古希腊时期的思想犯罪最著名的事例乃苏格拉底的审判。苏格拉底的审判响彻整个历史,所以,本文打算以其为主线去探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思想犯罪。

司法与民主:悖离抑或共生

引论:苏格拉底的审判——司法民主的荣光与悲剧公元前399年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当露珠还宁静地闪烁在银莲花的花萼上的时候,数百名雅典的公民们就已经会聚一堂,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家;赖肯,演说家和修辞学家;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控诉的罪名有两个:渎神以及腐化和误导年轻人.

热情浇开上市花——参与《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问答》改版工作有感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要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你必须具有一种原动力——热情。”美国著名的左派老报人L．F．斯东，在他70岁高龄之后，用10年的时间，读遍了希腊文学和经典著作原文，在他80岁去世之前给人们留下了最后的绝作《苏格拉底的审判》，试图解开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死亡之迷，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和钦佩，被称为“苏学新秀”。这除了他所具有的一个新闻从业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外，对于工作的热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