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

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从酝酿提出到现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和研究已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回顾30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无不与其密切相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苏秉琦先生关于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践使苏秉琦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

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苏秉琦先生考古学研究方法初探

纪念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更重要的是追思先生得出诸多重要结论的方法。他非常重视引导人们注意研究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对苏秉琦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探索。

怀念良师苏秉琦先生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担考古教研室的重任达30年之久,培养出一支具有专长,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为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渤海开国史——以苏秉琦考古理论为基础的叙述

本文以苏先生文明起源三阶段、国家发展三部曲和国家产生三类型等考古学理论,解决渤海开国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为渤海开国史的编著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河北师范大学作者文章推介《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文摘

《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惠生。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红山文化与苏秉琦学术思想关系研究

苏秉琦先生曾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流域古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为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国家发展三部曲理论,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考古实证和实践基础。而这些思想理论反过来又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学者们研究红山文化提供了新思路、新理论、新方法。

先红山文化与苏秉琦学术思想关系研究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纵观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先红山文化。而对先红山文化的研究,不仅为红山文化找到了确切的源头,完善了红山文化序列,也进一步促进了苏秉琦先生思想的深化,“中华文明起源”课题在此基础上得以诞生和发展。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世界的中国的考古学”这一课题,又为先红山文化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本文回顾了他考古学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的这种思想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发展于80年代,大成于90年代,并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得以集中体现。

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指导下,不同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讨论非常热烈。在考古界,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两个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进入21世纪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考古学形成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对夏、苏两派的考古学思想及研究取向进行科学辨析,有利于中国考古学更加健康地繁荣发展。

“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

一苏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1),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

苏秉琦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下文简称“书”)开篇就提出两个“怪圈”的著名比喻:“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对于第一个怪圈,苏秉琦的描述是:“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

苏秉琦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著名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头一种文明起源的类型是裂变”。仰韶文化是典型例证。距今6000年前该文化属于母系社会,6000年左右的元君庙等墓地合葬墓反映出“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庙底沟时期泉护村遗址随葬鹰鼎的女性墓葬和半坡遗址有特殊物品的小孩墓是社会分化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