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氢弹研制科学理论基础的奠定——核聚变理论工作(1946—1953)

1946—1953年间,苏联4个科研团队的核聚变理论工作,既是苏联氢弹研制的首要工作,也是苏联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氢弹研制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库尔恰托夫团队负责分析情报信息并向政府提供建议,对其他小组的工作进行管理并开展了少许的理论研究工作;泽利多维奇小组是苏联最早对轻核聚变可行性进行研究的团队,开展了与“管式构型”氢弹相关的核聚变理论工作;朗道小组从工作伊始就探索核聚变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就两种构型的氢弹开展了重要的理论计算工作;塔姆小组提出并完善了“层式构型”氢弹的设计构想,并开展了与此相关的核聚变理论工作,在苏联首枚氢弹的研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开展的核聚变理论工作为苏联氢弹研制的设计理论、技术理论等理论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热核装药的选择、引爆问题、爆炸过程、能量释放以及试爆工作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核聚变理论工作不仅为苏联氢弹研制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保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核裂变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而构建并强化了苏联核武体系的科学理论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改进了对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工作,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国防力量。

再论苏联马克思主义:从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不仅关乎历史,而且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近年来,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多种阐释路径论证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合理性根据和创造性本质,强调从辩证的非线性逻辑出发把握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质性差异,指认苏联模式对异化关系消亡规律的背离以及苏联文化的二元悖反,并从领导力量的全面崩溃入手指证苏联解体的非理性和主观性因素。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辩确证了以下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学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双重统一,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一个版本,是作为推动俄罗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我国应重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别化研究,基于学理性研究批驳错误论断、严肃回应意识形态挑战。

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在1930年代中国的舆论传播效应

1930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苏联经济建设为榜样的思潮。这源于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建设成就在中国的舆论传播效应。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者和受众涉及社会各方面人员,但国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有其特定的时代视角、倾向与国别语境,因而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各类社会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反应。在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期望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精神,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人传播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不免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功之路由此进入中国建设工业化国家发展轨道的预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之而奋斗!

世界革命与苏联现代化的双重变奏——列宁的积极探索及其身后苏联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产生了历史性交集。在认识上,列宁关注的重点经历了从世界革命向本国现代化的复杂转变。在实践上,他围绕现代化主题进行了艰辛但却极具创新性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芒的积极成果。列宁身后的苏联,尽管在某些领域曾取得过辉煌成就,但无论是在国内建设、对外交往上还是党的建设上,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现代化最终失败。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勇于吸纳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走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劳动创业积极性、确保民生不断改善的新道路。

民族联邦制在苏联的实践与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一个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的联邦制国家。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身份,在随后推行的“民族化”过程中,在三个重要的方面使“民族”得以加强:推广使用民族语言,创建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并正式地使各传统族群以国家形态实现组织化。1991年苏联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突然自行解体,此后,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便成为各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梳理了苏联联邦体制成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苏联推行“民族化”的各项举措和长期维系苏联统一的重要纽带,以及这些纽带是如何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社会运动中被一一斩断,最终导致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碎成十五片,给全世界的民族研究者开启了一个需要认真破解的魔盒。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卫生外交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充分利用帝俄时期具有丰富国际卫生合作经验的医学人才从事卫生外交,参与创建国际卫生公约,争取国际社会对新生苏俄政权的认可,打破欧洲以邻为壑对苏设立的卫生防疫限制,促进了贸易增长。国内战争时期,苏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新生政权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正式渠道,在战俘交换、购买医疗设备和争取国际社会食品援助方面开展工作,同时积极对外宣传苏俄卫生组织原则,争取卫生领域话语权。苏联医疗卫生社会化模式在国际上塑造了苏维埃国家积极形象,促进了国际社会对苏联政治进程的广泛支持,但苏联政府试图影响西方国家重建医疗卫生体系的目标未能达成。苏联医疗卫生模式宣传重优越形象塑造,轻科研数据支撑,也引发了国际医学界的质疑。

苏联核计划:从模仿到创新

苏联以举国之力实施核计划,短期内实现核武器试爆并量产。苏联之所以变不可能为可能,取决于诸多因素。择其要者有: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充分高效地集中所有资源;物理学家围绕回旋加速器、核裂变、核聚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各学科科学家通力合作,攻克核技术难关;国外核情报成为模仿与创新的重要借鉴;从学界倡导到政府主导核计划,利于决策和施策;动员各类人才,从高端科学家、技术骨干到普通员工,干部决定一切大见成效。

影响深远的时代转折Ⅰ——1920年代苏联先锋派建筑理论及作品创作璀璨绮丽的原因探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立体—未来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投影主义、线性主义、城市主义、反城市主义、蒙太奇与流动建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先锋建筑流派在苏联迅速地喷薄而发。本文从诸多流派和艺术主义的类别出发,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关键实例和人物,探讨其思想在若干社会经济、人文艺术等领域的源泉。通过分析多方面因素的交织,探讨这一时期苏联先锋派建筑何以成为时代转折的标志,为何具有长远的预见、璀璨的表现与深远的影响。这些先锋派多姿多彩的探索,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研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追根溯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在先贤者的足迹中前进,而且可以更好地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研究感知与体验中领悟先锋引领发展的未来。

影响深远的时代转折Ⅳ 从立体主义到至上主义:苏联先锋派“艺术文化”语境中马列维奇的创造力理论

马列维奇1 (Казимир Северинович Малевич)是俄国先锋派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至上主义派以其作品的纯粹、抽象而闻名于世,显示出极高的创造力和精神表现力,影响了现代艺术百年来的发展。他不仅是抽象艺术创造的始祖,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理论家。在他不断的创作实践及国家的支持下形成了属于先锋派的“艺术文化”语境中,马列维奇开始了对现代艺术创造力的研究,并发展了他的创造力理论。这种理论的独特性在于,他将自然科学、现代哲学与现代趋势向结合,进行了创造性思考,从而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自然观与创作方式,成为现代抽象艺术的创作原则之一。马列维奇的创造力理论在现代艺术刚起步的年代就表现出了超前的现代意识,尽管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现代艺术流派不断革新,但马列维奇的创造力理论一直保持着对现代艺术深刻的影响力。本文通过对苏联先锋派“艺术文化”语境形成的背景,马列维奇创造力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指出了从立体主义到至上主义现代艺术发展的自我认知,探索先锋派艺术在苏联的发展以及马列维奇为现代艺术所作的贡献,揭示抽象艺术理论的形成原因及内容实质,明确马列维奇创造力理论在当今世界所具有的价值。

制度逻辑视域下苏联解体机制探究

苏联固有的地方民族/政权与大俄罗斯主义/苏联中央间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而苏联采取的形式上的联邦制而实际上的单一制基于苏联国情分析是存在隐患的,但在苏共一党执政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下被抵消或压制了。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苏共的高压政策影响到国内的和谐与利益平衡,使矛盾积累,另一方面苏共集中的政治权力模式成为维系苏联统一的基础,一旦苏共出现问题,苏联便难以存在,党与国的命运便成一体的了。较好的设想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苏共保持自身的地位和群众支持,逐步消解各项尖锐矛盾,但事实上苏联执政党并未重视或并未找到化解之法,最终失去控制,导致苏联解体。苏联的执政经验和解体教训可以给予中国国家治理以启示。

从纯粹主义到粗野主义:苏联先锋派建筑对勒·柯布西耶的影响研究

勒•柯布西耶作为现代建筑开创者与旗手,奠定了现代建筑美学基础并推动了20世纪世界建筑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个人认知的深入,其建筑风格与思想也发生着转变。早期他在机器美学、纯粹立体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创建了现代建筑的理性原则与几何语汇,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准范式;中期迎来他创作的高峰期,在功能主义设计基础上重新审视自然与地域因素,强调城市与自然的融合。晚期他天才的创造力再次令世人叹服,朗香教堂等现代宗教建筑设计以其独特的造型,粗野主义的形象影响力及精神空间的营造,再次树立了他现代建筑先锋旗手的地位。勒•柯布西耶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不乏受众多理论的影响,但1920-30年代勒•柯布西耶与苏联的交流却鲜为人知,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与勒•柯布西耶“设计服务大众”的理念如出一辙,促成了他们之间流年似水的往事。此时期正值勒•柯布西耶建筑体系由基础到成熟的过程,苏联的建筑实践与先锋派建筑思想对他后期粗野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立足于研究和解密勒•柯布西耶20世纪20-30年代与苏联交流合作的历史,通过系统分析他与苏联交往的历史信息与背景,客观评价苏联先锋派建筑思想在勒•柯布西耶建筑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结合两者建筑作品的对比探讨,从设计手法与思想等多方面探究苏联先锋派建筑对勒•柯布西耶建筑理论及设计风格的影响,深究从纯粹主义到粗野主义建筑创作思想和设计方法演进中现代建筑的变化,进而较全面地揭示现代建筑开创者勒•柯布西耶的世界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兼谈东欧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和领域

苏联化是1945年后苏联对东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的苏联化涉及调节国家间关系,划定这些国家的边界,通过驱逐和人口转移来确定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参与制定这些国家的宪法,并决定这些国家的政府组成。苏联化旨在通过改变当地社会的许多方面和重建文化生活,使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东欧国家个人生活的指导思想。苏联化导致两个后果:其一,苏联化使苏联得以与东欧国家组成东方集团,并通过经互会和华约长期控制东欧国家,使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成为冷战的一方,并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其二,苏联化在诸多方面与东欧国家的历史和政治与经济传统不适应,导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国家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符合本民族特性和利益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导致1989—1991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彻底抛弃苏联模式,重拾两次世界大战间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叙事——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荣模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俄为师,通过《红色中华》大力宣扬,构建了一个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苏联形象。《红色中华》等红色报刊的苏联叙事,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斗志,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国际上的声势与影响力,有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重勘20世纪中后期苏联装饰艺术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发展

20世纪中后期苏联装饰艺术与政治积极互动,艺术运动与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在西方文化渗透下完成了装饰艺术去意识形态化的回返并与工业化呼应、共进。在资本主义符号价值与社会主义使用价值的较量中形成了苏联独特的实用主义理念。重勘这段历史,尝试从物态文化的角度分析苏联战后美学“新设计主义”超越“大规模生产”的文化逻辑,总结在他者意识形态渗透中本国文化艺术突破他者殖民并完成民族独立性承继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比较·超越·镜鉴

从共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同属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都面临严峻外部挑战,都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都属于国家驱动型现代化。从新旧事物的关系来看,苏联式现代化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的旧事物,中国式现代化则代表着新事物,后者在经济、生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苏联式现代化一度前途光明、成就卓著,却难逃失败的厄运。中国式现代化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务必保持不骄不躁的态度;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与世界和平发展同向同行,以自身发展保障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要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夯实现代化的群众基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培养专家:新中国综合大学改革的苏联模式——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大学向苏联学习,承担培养专家的使命。在“服务国家建设”与“研究高深学问”的双重逻辑下,北京大学通过宽口径的专业设置、厚基础的课程安排、面向科研的专门化项目、分层大循环实验课程的设计、课堂讨论和习题课的设置、灵活考试制度的安排等,帮助学生一方面打造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升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各项能力,进而成长为理解、掌握并能熟练运用高深知识的专家,以满足国家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专才教育的一个特殊分支,这一时期综合大学培养的是有明确指向的学科通才。

以苏联解体教训为镜鉴的铸牢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民族凝聚力究竟何以可能,是学术研究亟待深化的问题。总结我国建党一百年铸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践经验,以苏联解体教训为镜鉴,民族凝聚力问题绝非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多因素相互交集相互作用的结果。物质文明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共识的思想支柱,政治文明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和谐意识的政治保障,社会文明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小康到大同社会意识的社会环境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意识的自然根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引领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苏联科学文艺与“十七年科幻小说”

“十七年”期间,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创制深受苏联影响。从晚清传入中国的科学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历史性地转变为一种基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学规范的“十七年科幻小说”写作范式,这一文学类型与当时苏联科幻小说和科学文艺关系密切。本文试图从新中国对苏联科学文艺的代表人物伊林的历史评价出发,在整理分析其代表作《科学与文学》的基础上,厘清“十七年科幻小说”创作观与苏联科学文艺的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与反思这一文类的历史限度与可能。

苏联惊险小说的译介和新中国的阅读与改写

1950年代中期,文学界在对通俗文学市场的改造过程中,引进苏联惊险小说这一新兴的文学类型,此后惊险小说成为革命文艺通俗化实践的创作典型。本文通过梳理苏联惊险小说的发展史,描绘其在不同时期延续性和断裂性的轨迹,概述其基本叙事语法,通过对照侦探小说分析其理论建构过程的不足,并进一步考察新中国的群众写作运动对苏联惊险小说的阅读和改写实践,尝试理解这一通俗类型文学试验的仪式性意义和创作实绩的差距。苏联惊险小说的译介和新中国惊险小说的创作互动之间联系的历史梳理,将为我们理解新中国的文艺通俗化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意识形态操纵视域下苏联解体的历史缘由与深刻教训

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手段对内进行思想控制、对外进行政权颠覆,是其巩固统治的惯用策略。上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操纵理论的成熟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操纵,通过反共势力的培养、话语体系的替换、错误信息的输入、精英阶层的蛊惑,不断分化苏联社会价值观,制造和加剧了苏联民众的信仰迷茫。同时,利用苏联内部“第二操纵者”构建错误理论、壮大反动组织和大搞历史虚无,进一步解构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加速了苏联解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保障国家政权安全的关键一环,一定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坚定全党的信仰信念信心,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思政育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