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理论与现实之间——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

跨文化的旅行活动和写作不仅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且是促进本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潜在推动力。近代以来的旅苏游记塑造的苏联形象,成为中国人认识苏联实体的重要媒介,同时也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于苏联的不同评价和情感态度。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苏联并非是瞿秋白一人的独白,而是处在众声喧哗中,是一个理论上令人向往实际上却魅影幢幢的形象,它蕴含着当时中国人民对于俄罗斯传统、苏联革命及现实的种种矛盾态度和评价。

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互访及美国社会“苏联形象”的建构

1959年美国和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苏联成立之后的首次互访,这一国际关注的事件发生于冷战局势愈来愈胶着的背景下,也发生于美国和苏联两国元首更替,两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这一事件促成了曾经长期隔绝并敌对的美苏两国的接触,推动了美国政界、知识界和美国社会对苏联的认识和评价,从而形成了新的“苏联形象”,并且对美苏两国之间的官方关系和民间往来造成一定的影响。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形象——以《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为例

对历史伤痛的控诉需求和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冲动使得当代俄罗斯文学逐渐成为还原苏联形象的途径之一。当代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代表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时间原型,分别选取筒子楼、精神病院和走廊漫游来塑造作为生活模式、文化模式和形象构建模式的苏联形象,呈现出远大于现实本身的苏联世界图景。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形象的建构——以《新中华报》为例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是苏联援华的重要阶段。1939年《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勇担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喉舌。中国共产党基于争取苏联援助、维护中苏友好、动员全民抗战的宣传动因,通过社论或代论、三日国际等专栏话题,增加对苏联的报道频率;借助抗日的时代主题,强化苏联援华的话语表达,树立以苏为师的榜样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形象的建构,在赢得苏联的信任与帮助、鼓舞群众积极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对苏联形象的建构——基于《红色中华》相关报道的分析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兼具党报与大众传媒双重属性。基于革命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努力建构正面的苏联形象,擘画社会主义蓝图,以激发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其中,《红色中华》对苏联的诸多方面频繁报道、大加赞赏,将其塑造为反帝国主义的盟友、社会主义国家的标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为广大的苏区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苏联画卷,从而在革命语境下起到了凝心聚力的关键作用,深刻践行了党报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以1949—1957年为中心的考察

1949—1957年,毛泽东基于赢得苏联支持、增进民众对苏联经验的认同、彰显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需要,通过出访苏联、组织参观团到苏联学习、谋划实施与苏联有关的纪念活动、出席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回应国际社会有关苏联谣言等方式,建构了苏联的革命形象、建设形象、政党形象、领导人形象、国际形象和中苏友好形象。苏联形象建构,对于赢得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尊重、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与突破苏联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

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是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1929年7月中苏断交之后两国首次大规模的友好行为,而且是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国家安宁和世界和平的背景下,捐弃前嫌,超越政治之争,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所创造出的超过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隔阂的一段历史佳话;既是在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中国特殊政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的特殊产物,也是苏联方面重塑苏联形象和认识特殊年代的中国形象的结果。

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事物资的援助,为北越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然而,由于冷战的特殊背景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政府长期对于这段历史秘而不宣。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政府揭开了这段秘辛并公布了相关档案文献。本文探讨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战争中的活动和作用,并关注他们身上所反映和塑造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象——"苏联形象"。

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互访及美国社会“苏联形象”的建构

1959年7月22日至8月2日的尼克松访苏是1917年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之后,首位美国国家元首访问苏联。美国代表团中除政府官员之外,还有部分来自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和媒体的专家,他们对于苏联的直接接触和直观认识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社会中最初的“苏联形象”。

父与子：后苏联电影中的苏联形象

作者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并以后苏联电影中描写父与子代际冲突的代表性作品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影像叙事的分析和解构,来探讨"苏联形象"在后苏联电影中作为一个"想象的能指",是如何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如何通过"父与子"的叙事,来进行创伤修复,重新塑造"理想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