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

契诃夫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剧作家,其戏剧理念对20世纪欧美戏剧思潮的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当代戏剧家自然也深受契诃夫戏剧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主要剧作家的创作上,深受契诃夫戏剧风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剧作家们有意识地渲染舞台的抒情氛围;第二,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手法在某些重要剧作家的创作中被广泛运用;第三,契诃夫剧作中深沉的忧郁意识被继承下来,用以表现当代苏联人的忧郁情绪,表现当代苏联生活的荒诞性。

论抗战时期前苏联戏剧理论的影响与融入

本文通过大量一手的文献资料,重点分析抗战时期前苏联戏剧理论、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巨大影响。艺术家们努力使之融入中国现代戏剧的舞台实践之中,这对于中国现代演剧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话剧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中国现代话剧是如何在继承本民族文化血脉的基础之上,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吸收外来戏剧文化的优秀成果而逐步走向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论苏联戏剧界对梅兰芳表演美学困惑的多重根源

由于苏联戏剧界迟滞甚或缺席了欧洲20世纪早期受东方戏剧的启发“重新戏剧化”的进程,所以,当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时,苏联除了极个别的戏剧家借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来为他们的先锋戏剧辩护外,其他戏剧家并不熟悉这种古老的戏曲规则。加上1911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形成,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推行,并逐渐在苏联被定于一尊,1934年苏共又推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方针,因此,彼时的苏联戏剧观念显然是滞后于欧洲的,不仅套用斯坦尼的体验论来关照梅兰芳的表演,甚至基于所谓“欧洲的标准”对中国戏曲艺术作了“封建文化的遗产”的强制解释,由此汇聚成导致苏联戏剧家对梅兰芳的表演美学产生诸多困惑的多重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在梅兰芳访苏期间的苏联戏剧界没有出现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20世纪80年代是俄罗斯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该时期的戏剧创作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较为繁荣。政治剧、寓言剧、社会心理剧、先锋剧等特定的戏剧类型在创作及舞台演出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发展中最引人的现象之一。

论苏联戏剧专家对中国戏曲的评价及其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界形成了一种写实主义一统天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独尊的局面。在这样的演剧氛围中,被邀请来华指导共和国戏剧事业的苏联戏剧专家们的言论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看法,不仅会深刻影响到戏曲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话剧的发展同样意义深远。这些专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认为戏曲与现实脱离,应该用“体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演剧方法全面取代戏曲固有的演剧体系(方法);另一种意见则充分地赞扬戏曲高超的演剧水平,认为其内在原理和精神与“体系”不二。这两种意见都不同程度地深刻影响到了话剧和戏曲的发展。

苏联援华戏剧专家与中国话剧导表演人才培养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戏剧教育事业是在“以俄为师”的“一边倒”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苏联戏剧教育为典范的,在演剧上推崇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导表演人才培养体系)。为了这种苏联模式的顺利推行,中国戏剧界前后邀请了七位苏联(援华)戏剧专家来华从事教育教学指导工作。客观地说,这些苏联戏剧精英利用短短三四年时间,为中国戏剧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也一直持续至今。

梅兰芳考察视野下的欧洲戏剧——《苏联及欧洲戏剧考察笔记》述读

梅兰芳纪念馆新近发现了梅兰芳《苏联及欧洲戏剧考察笔记》稿本。《考察笔记》稿本真实记录了1935年梅兰芳访问苏联及到欧洲多国进行戏剧考察的详情。稿本全文近38000字,共分为三章,章名分别为:苏联的戏剧、欧洲纪游、欧洲的戏剧。该文献是梅兰芳对当代苏联及欧洲戏剧全面的发声,表达了他对西方戏剧的认识和评价。他的许多认识和评价,即便置于今天的历史背景下来看,仍然是非常先进和有眼光的。该文献的发现,进一步确立了梅兰芳与西方戏剧属于真正的“交流”和“对话”,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梅兰芳《苏联及欧洲戏剧考察笔记》述略

新近发现的梅兰芳纪念馆藏梅兰芳著《苏联及欧洲戏剧考察笔记》是研究梅兰芳及其戏剧思想的重要文献。该笔记详细记录了梅兰芳从苏联到欧洲诸国进戏剧考察的过程,内容翔实丰富,是研究梅兰芳戏剧思想与海外戏曲文化传播的第一手文献。据考察笔记,梅兰芳通过访问、观看演出等形式,考察了苏联、波兰、德国、法国与英国的剧院剧场、剧目和戏剧学校等。他立足于中国戏剧,不仅对中外戏剧的优长和缺点进行了比较公允的判断,还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问题,提出“渐进式”和“急进式”两种方式。他有意识地了解苏欧戏剧的特长和经验,正是为了加以借鉴,促进中国戏剧的改革。从这一点来看,对苏欧戏剧的考察与思考实为梅兰芳“移步不换形”思想的起点。

时间、方法与话语：俄罗斯戏剧“当代”概念考

在20世纪俄罗斯戏剧发展和文学谱系中,"当代"的概念内涵与意义所指,既有相对固定性,又有当下流动性。按照中俄学术界的不同认知,"当代俄罗斯戏剧"指涉有二,指1950/1980年代中期至今在俄罗斯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内,发生的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现象和演剧实践、具有历史表征的精神现象和思想行为。"当代"概念的内涵指涉,不仅是一个知识考掘式的技术性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思想辨析式的认知方法和话语体系。作为方法和话语的"当代"概念,不仅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生存时空和发展语境,而且彰显着当代学者返回历史语境,探寻文学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艰辛努力。由此,对俄罗斯戏剧和文学研究而言,"当代"概念给我们的思想启示主要有四:既要设立合理的时间谱系,又要落实具体的文化空间;既要设定独立的历史观念,又要转换文学的研究模式。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戏剧中的革命与内战

十月革命和内战是早期苏维埃戏剧的重要题材。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由于观察视角、审美取向以及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不同,其作品呈现出巨大差异甚至矛盾。本文通过比较20世纪20年代革命英雄剧与米.布尔加科夫的剧作,分析它们在主人公选择及塑造、情节模式以及“家”、“暴风雪”意象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展现它们理解和言说现实的不同方式,并试图探求差异背后的思想资源。

苏联文化政策的转向(1946–1956)——《电话谋杀案》在苏联的排演风波

苏联时期的剧院,是党政机关推行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导的苏联剧院,国家对剧本的内容有着严格的管理。从战后时期的政治思想高压到解冻思潮的开端,这期间,苏联剧院排演的戏剧也有着结构性的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代表着苏联官方文化解冻的全面开始。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排演的西方话剧《电话谋杀案》引发了苏联国内各方关注,苏联媒体就该剧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共中央意识到文化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最终以党内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确定了解冻的内在边界。

落寞与复兴——后苏联俄罗斯剧坛再回首

苏联解体后急剧变化的社会历史情境导致了当代俄罗斯戏剧文学话语模式的重构与戏剧本体艺术观念的更替。回首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戏剧,可谓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之途,期间既有冷清与困顿下的重重危机,也有奋力抗争后的强力爆发。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戏剧所经历的动荡和取得的突破也是当代俄罗斯戏剧重返世界戏剧语境的必经进程。

关于《梅兰芳游俄记》下集缺失的探讨

梅兰芳在1935年访问苏联后写了《梅兰芳游俄记》的上集,叙述了赴苏的筹备经过,原来他计划在下集中写在苏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高尔基等在学术上的探索研究。其中,重点是谈梅耶荷德对梅剧团技艺的高度评价。从各种文献来看,在梅兰芳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和他交谈得最多的就是梅耶荷德。可是,《梅兰芳游俄记》的下集始终没有动笔写作,本文探讨的就是下集缺失的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狂欢与独白:《六月的离别》中道德审判之“谁之罪”

苏联著名戏剧家万比洛夫在《六月的离别》中描述了一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其间夹杂的许多社会人物构成了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别样社会生活图景。作者在狂欢式的大学宿舍的婚礼布景中塑造了个性迥异的多种人物形象,他们在面临不同人生抉择时呈现出多样化的道德和价值选择。在狂欢化的背景下,他们是异样的独特形象,看似错误的抉择实则深刻地呈现出作家对社会的严肃拷问——到底是谁导致了这样的选择?本文通过狂欢化叙事进行多层次人物形象分析,揭示戏剧深层次的社会意涵,考量在爱情面前的道德两难抉择及其潜在的社会因素。

格·尼·古里叶夫在华期间讲述斯坦尼体系平议

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戏剧专家来华工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取得了演剧领域的独尊地位。同时,苏联戏剧专家作为传播“体系”的使者,享有其理论的最高阐释权。格·尼·古里叶夫作为所有专家的理论代表,曾向全国各地抽调的千余名戏剧干部系统讲述了“体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讲述基于《演员自我修养》和苏联戏剧界当时对斯坦尼体系遗产的讨论成果,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斯坦尼体系的原理方法,也将其重要成果——“形体动作方法”及时介绍到中国;当然,受当时苏联政治语境、意识形态导向、文艺政策及个人理论修养等因素的制约,古里叶夫对“体系”的阐释带有某些“左倾”的色彩,这给中国戏剧家正确地理解、实践“体系”制造了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