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

明代的苏诗选评本较苏文选评本要少得多 ,见于载籍者仅十种 ,主要出现于明中后期。旧题刘弘选录的《苏诗摘律》侧重于苏诗思想内涵的阐释而少作艺术分析 ;阎士选等评释的《苏文忠公胶西集》考评结合 ,尤推重苏诗关心民瘼与语言丰富生动两方面 ;张岱选评的《和陶集》措意于苏诗的缺乏情韵 。

“致广大而尽精微”——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王文诰对苏轼诗歌的评点,体现出自觉探索本意的意识。其所采用的评点方式,有"旁证"、"内证"、"臆说"三种,即"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以诗文证诗"、"以诗解诗",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他之所以自觉探索苏诗本意,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派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关系。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虽然存在失误,但瑕不掩瑜,功劳值得重视。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论王文诰苏诗注的时代创新与历史意义

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成书后，流传甚广，逐渐成为后人学习研究苏诗的基本注本，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诗集》即采王文诰注本为底本。但因王本所采底本为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并承袭冯注较多，又因王氏多有自我炫耀的夸饰之言，因此学界对王本有一种厌恶情绪，并进而质疑其价值。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评苏诗的问题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肯定苏诗成就的同时又对之作了不当的指责,这种指责的不妥之处在于:将别人的问题归之于苏轼;将政治问题与文学问题混淆在一起;而且对"风雅"的应有内容和实际的发展变化缺乏全面理解。

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

纪昀对苏诗的评点体现了深厚的学识和高超的见识,且能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导致准确的评价。其主要优点在于对苏诗与前代诗歌艺术之渊源的揭示、对苏诗艺术特色的评判、对苏诗某些文本的校勘等方面均甚见功力;其缺点在于以其比较保守的诗学观念来批评苏诗的创新之处,故不无谬评。纪批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在总体上瑕不掩瑜,堪称清代苏诗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作为桐城文派的后劲,方东树的苏诗论评颇受其古文理论主张的影响。首先,方氏以古文之法探讨苏诗七古,注重开合起承、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气节等写作技巧。其次,桐城先辈论文的一些概念与术语也被方氏用来评述苏诗。再次,方氏还以是否有文法来重评苏轼某些为前人所争议诗的优劣高下。方东树亦有突破桐城家法的地方:第一,桐城派文人标举江西诗派与黄庭坚,方氏则认为苏诗胜黄庭坚诗。第二,在方氏看来,苏诗摆脱蹊径,自成一家。第三,方氏崇信义理,其苏诗评论难免染有理学色彩。

萧奇中手批《王注苏诗》简论

萧奇中手批"王注苏诗",即萧氏手批明万历茅维刻本《王状元(十朋龟龄)集百(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二卷(附傅藻编撰《东坡纪年录》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按萧批苏诗末卷卷尾所附《邑志·文苑传》载,萧奇中,字对一,号大梁,弱冠补弟子员。壮而北游,名噪燕京;多所著述,喜笔墨,尤工于行草。乙酉,鼎革以后,忧愁感慨。

翁方纲《苏诗补注》的文献价值与注释成就

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翁方纲所撰《苏诗补注》,以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校勘并补全查慎行所录施、顾原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苏诗补注》又针对施、顾原注、邵长蘅等的补施注及查慎行补注中的错漏,以考证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补注,在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苏诗”王文诰注失误举隅

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苏轼诗歌注本。然而这个注本却存在许多失误,这主要是因为王文诰注诗的目的、态度和方法造成的。王文诰喜以臆测解诗,再以臆测作为校注的依据妄改前人注本,他的失误大都有同样的致误之由。这是我们治学时应当吸取的教训。

论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的考据价值

乾嘉时期的学者沈钦韩善于补注经、史,尤重于地理、职官典制、史事的考据,他的这一学术特点亦贯穿于诗歌注释中。《苏诗查注补正》作为沈的代表作,对苏诗查慎行注的地理、职官典制、史事等方面进行了严谨缜密的考据,纠正、补充了查慎行及前代其余苏诗注家的大量错误和疏漏,形成了"以考据注诗"的特点,在苏轼研究史与清代诗歌注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大苏诗注本系统与其中的几个问题

自宋至清,苏轼诗集有多种注本,这些注本大致可以分为分类注和编年注两大类。在历史的流变中,这两大苏诗注本系统既各自独立,同时又有交织和融合。有关后注对前注的继承和删削问题、各本注释特点的问题、各本优劣之争的问题等,是苏诗学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苏诗的主体风神与生命律动

苏诗贵在艺术地展示出卓然不群的主体风神：傲岸人格铸成其铮铮“诗骨”，旷达襟怀构成其超逸“诗神”，睿智心性化成其邃广“诗心”。这缘于苏轼坚持适我实用的原则，博涉儒道释而又长保性灵之真。苏诗呼应着个体生命与宇宙社会的律动，趣、情、理横溢。其诗以趣为美，悲而能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诗抒情以赤诚化、奇崛化、生活化为特色。苏轼的理趣诗以“理”充实了诗的意境内涵，奠定了宋诗重理致的新型意境，同时标志着中国诗坛上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三位一体的大诗人人格的完成。

宋诗阐释领域所体现的江西诗派理论——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是较早的宋人注宋诗的本子,体现了江西诗派的阐释特色,也影响了任渊、李璧等人的诗歌注释。苏诗百家注完整集中地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理论,如"以才学为注"的阐释方式是"以才学为诗"的最好诠释,"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的理念是"无一字无来处"的直接表达,发掘诗歌中的"断以己意"之处则是对"夺胎换骨"的敏锐察觉,这些都最终体现了江西诗派"以故为新"求新求变的创作目的。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论查慎行《苏诗补注》的历史解释方法

针对查慎行《苏诗补注》中的历史解释方法,对该书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归纳,得出结论:该书的《苏诗年表》,将苏轼的各年事迹与当年重大时事加以对照,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旧有苏轼年谱的失误。其次,查慎行针对施顾注本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对其中的编年错误作了调整,并为《施注苏诗》所辑的《续补遗》卷中的诗歌作了编年。在此基础上,《苏诗补注》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通过考证本事,补正了宋代苏诗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在苏轼诗歌注释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