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注释之误例举及讨论

由于时过境迁,对于民国以前各种历史文献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十分有必要,但为了让读者对各种已有文本能够充分的理解而进行一定的注释,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要求,需要对各种文本的注释一定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准确、真实地予以表述。

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及其贡献初论

在现代民族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和认识美国种族问题的基础上,吴泽霖先生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并应用田野调查法、残余分析法等方法,对苗夷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内容涵盖了婚丧、妇女、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其中尤以苗族研究最为突出,可谓成果卓著。吴泽霖先生"小集体认同""大民族主义批判"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贵州是一个有着17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省份,民族教育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民国时期吴泽霖、陈国钧等著名学者在对贵州民族社会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直关注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汇于《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上述学者的相关论述,代表了一代爱国忧民学者对贵州民族教育发展的关注、认识与期待,其中显现出的大力发展苗夷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化愚昧为文明;重视民族妇女的教育和培养民族地区基层干部,以促进民族社会进步;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以教育促进经济发展;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救国教育,以提高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教育中加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传播,以抵御外来文化侵袭,掌握教育的主动权等等观点,对于当代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从“苗夷”世界重新发现区域多民族文化——《贵州通史》(明清)略论

在《贵州通史》的历史书写中,区域多民族文化被修史者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文化中心主义史观所遮蔽,演绎成'红花配绿叶'模式。从'苗夷'世界里,重新发现区域多民族文化,有助于修正历史书写的悖谬,还原贵州各民族的'石榴籽'历史真相。

从甲骨文看疍民的起源与变迁

疍民文化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和地区均有传播。疍民的起源与变迁的脉络尚无确切定论。"蜑"字虽然在主要甲骨文字典中没有收录,但甲骨文"蚩"字却隐含了与"蜑"相关的许多信息。"蜑"不仅与"蚩"高度相关,而且与"蛮""夷"关系密切。古代"蜑人"不仅指水上居民,也包括山地居民。传统的观点认为,疍民源于古代的"蜑人",这个结论还当存疑。现代的疍民继承了古代"蜑人"的生活方式,但未必继承了族源关系。

20世纪初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及其影响

1902-1903年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是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人类学调查活动之一。基于此次调查,鸟居提出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注重文化风俗研究等新的见解,对后来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介绍及分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间接参与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

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基于陈国钧和刘兆吉所收歌谣的讨论

从《定番县歌谣丛录》和《贵州苗夷歌谣》来看,贵州苗夷内部不同支系的歌谣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这说明歌谣具有民族共性特征。而《定番县歌谣丛录》《贵州苗夷歌谣》所收歌谣与《西南采风录》中贵州、云南多个地区的歌谣相同或相近,则表明歌谣具有跨民族的地域共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地域共性特征比文化的民族共性特征更为明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华各族文化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因此,注重地域整体的地域文化研究,更符合文化本身的实际,也更有利于培养和强化国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