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雷山县三个苗族村落为例

探索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综合利益、社会力量、理性权衡、情感联结、道德规范、政策支持和感知行为控制。综合利益、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理性权衡和情感联结间接影响其非遗责任行为,社会力量还通过道德规范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非遗责任行为;政策支持是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强化因素,影响前置因素与非遗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不仅为旅游情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民族旅游地区引导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地理环境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基于滇中一个苗族村落的实证研究

在滇中苗村封闭、隔绝自然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地缘性的亲密和体贴,纠纷类型呈现出与此有关的特点,村民们更多地通过调解等非正式解决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应该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出发,实现更多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在场",让法治的精神和力量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苗族村落民宅火灾预防机制探析——以靖州三锹乡地笋苗寨为例

传统苗族村落民宅多是木结构的吊脚楼,其耐火等级低,抗火灾能力弱,一旦失火,则灾情严重。通过对地笋苗寨实地调查与细致访谈,对苗族村落民宅火灾特点与预防火灾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试图初步探讨分析苗族传统部落民宅火灾预防的机制。

社会与文化延续中的认同观——基于湘西南苗族村落的研究

通过分析湘西南苗族村落村民族群认同得到持续以及强化的原因,将族群认同的建构和动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群体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认识。本研究的案例是对建构论的进一步补充与说明。

一个苗族村落的老龄人群社会保障传统支持网络及其变迁

当代苗族乡村普遍缺乏现代社会保障,但传统的社会网络及其保障功能却相当健全。正是依靠这些传统网络及其所发挥的社会保障功能,苗族地区虽然比较贫困,老龄人群却依然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乡村社会因而保持其温馨与和谐。这些传统类型的社会保障是当代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特别要注意利用好的资源。

苗族村落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嬗变研究——以纪巧村1989年以来春节习俗的渐变为例

春节尽管并非苗族传统习俗中的"原生单元",但在文化融入与相互采借的进程中,它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嵌入,成为表征苗族文化生态信息的重要载体。文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苗族村落社会中春节文化实践的仪式过程,并通过与90年代以前的苗族春节文化事象相比较,来探讨苗族村落社会发生的文化生态嬗变之因。

社会文化环境对湘西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

湘西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是记录湘西苗族村落历史文化的载体,肩负着湘西苗族村落文化保存与传承的使命,也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保存、传承、发展深深植根于湘西苗族村落社会文化环境。目前湘西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在湘西苗族地区仍在传承和开展,但在众多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其传承和发展日益陷入危机状态。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背景下,分析湘西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提出传承和发展的相应建议,旨在为湘西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提供参考。

神性嵌入对道德秩序的强化机制——苗族村落社会中的神判“致序”个案研究

在苗族村落社会中,社区道德秩序的强化来源于神性的嵌入;换言之,道德的"重量"由神性的"存量"所决定。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人们对神判后相关当事人惨遭的罹难与灾厄事件的注释,常不可避免地嵌入伦理道德与神性的关联,从而实现神性对道德秩序的强化。诸多案例表明神判正是通过对公平的呵护,对横蛮的惩处,对强恶的制约以及对信任的重建等途径实现道德秩序的建构过程。

论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

路、桥是苗族古村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命路"、"求子桥"是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是苗族历史迁徙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是适应西南山地独特生境的客观需要。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迷幻的巫术丰富了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内涵。

高速公路与社会变迁:基于湘西澎湖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高速公路与当下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性更为紧密。文章通过分析吉茶高速公路影响下湖南花垣苗族村落澎湖村所发生的社会、文化、生计、流动等变化,揭示了高速公路的嵌入给当地苗族村落带来了自上而下的“改变”及传统苗族社会自下而上的文化适应与整合,表明我国传统少数民族村落正处于从地域性社会到移民性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

论黔东南苗族古村落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开发问题

随着黔东南旅游业的发展,苗族古村落文化已成为当今黔东南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由于对黔东南苗族古村落文化的特点认识不足,旅游开发对古村落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冲击,通过对黔东南苗族古村落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开发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苗族传统村落:岩寨村结构及其文化形成背景研究

岩寨村位于清水江支流重安江畔,是一个传统的苗族村落。由于村落西南部结洞滩的地位和作用,岩寨村成为清水江及其支流重安江航运通往重安古镇的咽喉之地。由于地处台江、旁海、谷陇通往古镇重安、炉山(清平县)、贵阳苗疆驿道的重要关口,岩寨村修筑了寨墙和寨门,成为“勾”、“卡”、“方”苗族支系的融合地和苗、汉文化的交融点。岩寨村的结构和文化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

湘西苗族传统村落建筑材料探究

随着建筑材料的发展与创新,许多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因此自然材料变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村落的物质基础是建筑材料,且不同地区的材料具有地域性。通过田野调查法对凤凰县老洞村和关田山村建筑材料进行研究,深入探讨湘西传统建筑材料分类及构造方法和其语言符号,并思考其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本文分析了湘西苗族村落的材料因子及其使用方式,提出其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以期为当代建筑与传统村落的结合提供更多理论基础。

民间思想者的精神河流──读陆群《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

文章概述了该书作者的艰辛努力及该书所表现的思想亮点。

湘西花垣县苗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征解析

湘西花垣县苗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作为苗族社会关系与物质载体的纽带,突出反映了苗族独特的生活习俗、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生动的生活场景。该文首先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内涵与构成要素进行阐述,指出村落公共空间既是空间载体,也是意识载体,研究公共空间就是研究人与空间的关系。其次,通过对公共空间整体布局结构的分析,解析了各类公共空间在物质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及在意识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再次,以活动功能为依据,将花垣县苗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划分为生产生活性公共空间、交往性公共空间、仪式性和信仰性公共空间四类,梳理其空间形式和空间活动特征,剖析公共空间的规律与秩序。最后,总结了花垣县苗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强调其作为苗族公共生活的集中体现,充分展现出湘西苗族丰富的生活形式和朴实的民族性格,反映了湘西苗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浪漫豪放的文化色彩。

浅析黔东南苗族传统村落文物遗产的价值

黔东南苗族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物质文物遗产有效保护是整个苗族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核心内容。该文聚焦黔东南苗族传统村落中文物遗产的生存空间,着力思考文物遗产的价值特性,对苗族传统村落整体保护认知和文物保护具体工作有积极意义。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传统与现代:苗族村寨芭蕉箐体育文化的人类学考察

采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通过梳理由传统走向现代苗族村落体育文化,分析村落的发展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圣歌中的舞蹈""斗牛""打鸟"等是芭蕉箐一个贫穷封闭原始的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遗存,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全民健身路径""学校体育"等现代体育因子的嵌入,现代化和时尚文明生活影响着新生代,村落体育发生了变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才是这个村落的特征。

法律视角下边缘侗苗族空心村的形成与治理探讨

边缘侗族、苗族村落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青壮年农民成批进城,使村落空心化逐渐加剧,造成耕地荒芜、生态恶化,给新农村建设带来新的挑战。边缘侗苗族空心村的发展与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矛盾、土地管理法律观念淡薄,以及土地碎片化经营等相关。治理必须在法律框架下,以合理规划土地资源,做好农业生态保护,促成以土地规范流转为抓手,推进边缘民族村落宜居环境的建设。

行走传统村落：郎德苗寨10年之变

雷山县上郎德村位于雷山县西北部,又叫郎德上寨,距凯里市区29公里,距雷山县城15公里,平均海拔1091米。苗寨始建于元末明初,是个静谧的苗族村落,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芬的一天是从清晨6点钟开始的,她的家位于这座小村寨一隅,取名"田园农家"。这些年,一到七八月份旅游旺季,文芬家里几乎天天客满。一大早,她就要下地摘菜、养鸡喂猪,很多时候还要帮客人指路,为他们介绍这个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