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乾嘉苗民起事之初清政府失利原因探析

乾嘉苗民起事中,清政府调动七省十八万兵力,花费巨额军费实施镇压平定了起事。然而,为什么起事初清政府在战场上处于失利状态,不能迅速蒇事?本文通过档案史料记载分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军队战斗力衰弱、调度指挥的慌乱,而且军队对战地环境、气候不适应,外部原因在于起事苗民以内部文化为基础形成牢固的组织力量。以史为鉴,必须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协饷供应与边疆统治秩序——以晚清贵州苗民起义为中心的探讨

协饷制度本意在于酌盈剂虚,保障缺饷省份的军需供应。贵州作为边疆省份从清初以来即为受协省份,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承协省份陷于战火,以贵州为代表的边疆省份协饷解送大受影响。在心腹之患与肢体之患的区分下,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军运动为急务,将边疆省份军务放在次要位置,导致兵与饷的安排畸重畸轻。考察此间贵州的军事与协饷供应,可以发现协饷制度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制度用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可具体了解协饷供应、战争进程和王朝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

明清统治者对湘黔边苗民的政策及其影响

明清统治者对湘黔边苗民实行的治苗政策 ,不仅破坏了苗区的生产力 ,而且阻碍了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积极工作 。

岜沙苗民的生态文化特质——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解读

文章借鉴格尔茨的"文化-解释"逻辑,用实地考察方法书写了岜沙苗民的生态文化特质民族志。岜沙苗民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主题的历史记忆进行主流文化的书写,所在社区的香樟亭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建构事务。岜沙苗民的影视重现,体现他们从边缘走向主流的抗争和文化营销方式,使得都市人有了认识西南山区边缘人群的机会。

抗战时期“新边疆”视阈下的贵州苗民教育

1931年后,由于日军侵华不断加剧,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朝野的边疆视阈随之扩大。此时,国人对沿海、西南边疆进行了重新估价和再认识,为推进贵州苗民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正是在"新边疆"观的推动下,战时贵州苗民教育在办学规模、教育投入、教学方法、民族教育的师资培养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虽然由于"应急性"及诸多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贵州苗民现代教育问题丛生,然而其经验、教训对今天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仍具启示意义。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治理

清朝前期对湘西苗疆的治理可划分为3个阶段:改土归流前,清朝在苗疆基本沿袭明代的设施,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改土归流后至乾嘉苗民起义前,在土司区设府县,派设流官,在“生苗”区设3厅,下设百户,寨长治理苗民;乾嘉起义后,清朝对苗疆的治理政策发生转变,实行兵民合一的“屯政”。屯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候才被革屯运动所废除。

乾嘉时期满人官场文化对军队作战能力的影响——以清廷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战争为观察对象

满人入主北京之后,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一套有满人特质的新官场文化,它与前明朝的官场文化、满人立国初期的官场文化都有很大区别。在满人立国初期,当时的官场文化是富有朝气的,但发展到乾隆朝已经呈现全面衰落迹象。以清廷镇压爆发于1795年的乾嘉苗民起义的战争为例,满人官场文化的影响反映在军事上,包括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统的自信,以军功为最高预期制定作战规划的传统,沿用道德因素评价作战结果,引入族群身份认同设计军事领导结构等等,对战场上的军队造成了巨大束缚。朝廷军队在乾隆末年已尽显其腐朽与暮气。

从林耀华到路易莎——贵州苗民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变换

本文借助对比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不同身份的人类学家对中国苗族的研究，来探讨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同时介绍了业内人士关于“民族史”界定的一些不同见解。

酉阳宣抚使冉元“支持”苗民起义问题辨析

有学者提出嘉靖年间,酉阳宣抚使冉元曾联合其他土家族土司帮助苗族人民反抗明朝的统治。笔者经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此结论值得商榷。冉元的真实目的是企图通过扰乱地方秩序,掩盖自己兼并地盘,杀戮其他土官土民的罪行。

原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在明清时期所处方位辨误——附论怎样释读和判断方志中所载之“飞地”

新编《贵州通史》中所记之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的位置和万历《思南府志》关于思南南面毗邻之石阡苗民长官司一条记载,均属有误。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材料,进行考证,认为《贵州通史》所记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本文针对释读和判断明清时期方志中存在之"飞地"问题,提出必须把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恢复历史的真实。

影像湘西中的“苗民义士”形象研究

在湘西题材影视剧中,“苗民义士”形象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表现:豪迈的湘西人、“霸蛮”的民俗风情,以及湘西苗民表现出的抗争与牺牲精神。由外在的“苗民义士”形象,表现出湘西人内在的反抗精神。从这类湘西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湘西的形象塑造不再是单一的湘西土匪,而是有了更多样化的塑造选择。这种形象塑造的变化,一是随着影视的发展,民族视角占据发声地位,湘楚文化所表现出的积极诉求,湘西的反抗精神逐渐从匪类形象中脱离出来并单独呈现。二是文化产业发展下,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呈现,同时也满足了观者的多元化需要。这类以湘西为题材的影视剧所塑造的苗民义士形象,是富有价值的,它丰富的塑造了湘西形象,使得湘西形象塑造的选择更为多样,也提高了湘西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文化的民族自信力。

从苗民到边民:清代“湖南苗疆”的政治构建与社会结构变迁

清朝开辟"湖南苗疆"之初,针对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举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迁,但是行政上的身份析分未能在短时间内化为社会运作的影响变量,更未能直接主导人们身份观念与行动逻辑的转变。同时,地方也自我呈现出不同的传统与社会特征,促使国家改变统治策略,由此形成了具有多样性的地方社会。

汉瑶苗民族南来广西的历史概说

远古时代的广西,除了壮、侗、仫佬、毛南、水族的共同祖先百越族群的一支西瓯骆越民族之外,其他汉、瑶、苗、回、京、彝、仡佬等兄弟民族,都是秦汉以至明清时代,陆续由中原和西南各地迁来的。汉、瑶、苗民族南来广西的历史,过去许多地方史志虽略有涉及,但作为专题论述,尚属鲜见。如今,笔者试将三十余年来涉猎史籍以及调查研究的心得,草成此文,供各界同人共同探讨。

雍正初年镇压长寨苗民史料(上)

雍正三年(1725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镇压贵州定番、广顺土司叛乱后,决定在长寨等地设营驻兵,以加强清政府的统治,此举引发当地土司的强烈反对。雍正四年,管理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以武力相慑,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之后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贵州的改土归流由此开始,有言此战为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试刀之战。此组史料选编自馆藏宫中、军机处等全宗,现予刊发,供研究参考。

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史简述

湘西屯租剥削制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苗民起义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抗日期间,由于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屯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活。这时,湘西王陈榘珍又“火上加油”,残酷地压迫屯户,导致了一场“革屯抗日”的运动。陈榘珍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只捞得“屯务处长”一职。陈的实力虽有削弱,但他独霸湘西的美梦不醒,一方面勾结屯官出身的龙云飞作为东山再起的实力基础;一方面抓住屯务不放。他深知“屯租”是他卷土重来的经济基础。他当屯务处长后,就竭力把屯务军掌握在自己手里,打着节省虚糜旗号,着手改编屯务军编制,裁减人员,削弱屯务军指挥宋濂泉的势力。他在永绥设督征处,派自己的亲信刘昶大队长率屯务军百余人进驻永绥,催收积年尾欠;并预征民国二十五年冬至二十六年夏的屯租。刘昶驻弭诺督征,提出“挨户掏捕”口号。六月中旬,捉了土守备龙胜兴的母亲及同寨屯户十余人,捆晒于炎天烈日之下。这一消息传出,经历了连续两年灾害之苦的苗民屯户,人心激愤,形成箭发驽张之势。

城步雍乾苗民起义与改土归流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镇压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之后设立的城步县,是明代对当地苗疆实施改土归流的重大措施。虽然“一时诸苗涌跃,渐有生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步苗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阶级本性。

乾嘉苗民抗清起义略述

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爆发的湘西、黔东北苗民抗清起义是历史上苗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斗争,前后历时十二载,兵达二十余万,波及湘、黔、川三省六府十三厅,打败七省十八万清兵,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苗疆社会的发展,显示了苗族人民无比强大的威力。乾嘉苗民起义是中国古代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不朽篇章,它永远激励着苗族人民为正义而斗争。值此起义一百九十周年,笔者仅从这次起义提出的口号,进行略述。一“逐客民、复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