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国家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苗疆再造”的小历史视角——以雍乾时期清水江流域上柳霁为中心

雍乾时期,贵州东南经过"改土归流"、开辟"新疆六厅"、镇压苗民起义后,以张广泗为代表的清廷官吏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再造苗疆"。但在微观层面,这一格局是如何渐次形成的?帝国的政策如何被山村里的不同人群和个体认知、理解并因应?以柳霁为中心的微观考察显示,所谓"苗疆再造"的主体绝非仅仅是张广泗或帝国的苗疆官吏,在微观层面,更多体现为"山野小民"的认知及其能动性的发挥。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