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苗乱看土司在苗疆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入明以来,苗乱频发。为有效控御苗民,明廷主要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通过土司向苗民实施间接统治。但是,明代官员及后世学者却大多对土司在苗疆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持否定态度。然从嘉靖苗乱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司残酷压迫或煽动苗民叛乱并非导致苗乱的主因,党庇之说本身就与明廷赋予土司的职能相矛盾,更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根据土司制度的规定及土司在治理苗疆过程中的实际作为来看,他们主要扮演的是招抚者、协防者和助剿者的角色,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清代贵州特色财政结构与苗疆治理

清代苗疆相关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民苗隔离,并经常推行“无亩”的特色收税制度,结果严重限制了财税基本单位田亩的扩大,更由此削弱了对苗疆的社会与经济管制能力。清代的以民苗隔离为主导的苗疆政策导致了对整个财税系统和社会稳定的恶性循环,清朝的苗疆治理越治越乱。但同时清朝的封禁政策、对内地交通要道地区过重的田赋、商税等征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农民、商人更加积极地违禁进入苗人地区,与苗人杂居、交流,在长远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与共处。

再造“土司”: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与苗疆治理

土弁作为清代贵州"新疆六厅"基层社会的管理者,其职权和世袭身份的获得并非来自中央王朝的授职、任命,而是地方流官的委任,是地方政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进行的制度性创造。随着苗疆经济的发展,苗寨头人成长并部分取代了土弁的管理职权。咸同兵燹后,清廷为强化苗疆治理,拟废革土弁,终因地方督抚的妥协和地方官的回护而搁置,显示出清代贵州苗疆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的曲折。

“苗疆治理”的地方视角:以丁允煜《抚夷策》为中心的分析

生活在康乾年间的贵定乡贤丁允煜,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一定的影响,是由于其具有独特的学思历程和学术成果,更是由于其在雍正初写了上贵州巡抚何世璂的《抚夷策》。但长期以来,几为学界所忽视。本文从丁允煜的学习经历出发,追寻其学术渊源和所受的影响,分析其作《抚夷策》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脉络,剖析《抚夷策》的主要思想内容,以期为理解雍正初年的苗疆治理,提供一个来自地方的独特视角。

经制土司之外:清代贵州土弁与苗疆社会治理研究

清政府在贵州苗疆设置土弁,包括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职。土弁不是土司,也非流官,他们是苗疆基层社会的管理者。其职既可世袭,又可随时裁撤。清代贵州土弁享有薪俸,其薪俸来源于地方,如苗疆空置田地的租赋等。土弁薪俸较低,也无养廉银。作为官府和基层社会的“中间人”,在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过程中,土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苗疆土弁贪腐案时有发生。道光年间,苗疆与内地管理体系逐渐一体化,土弁逐步被裁撤。贵州苗疆土弁的设置与裁撤,是清代土司制度变革的结果。

区域型构与边缘想象:沅水上游的地方开发与移民记忆

明清时期,沅水上游地区作为国家权力向贵州苗疆渗透的前哨基地,在不断的政区调整中被塑造成一个"非苗"区域。清初以来,随着军政控制和经济开发的齐头并进,归化苗疆的前哨向西推移而湘黔省界向东退却,两省"非苗-中心/苗-边缘"的象征意味淡去。王朝统治逐步向苗疆地区深入的过程形塑了沅水上游地区人群特殊的历史记忆和移民身份认同:借助宋代军事拓疆的"征苗"、戍边等祖先记忆,人们得以从族源和生活实践两方面去建构宗族;在明清兴起的商镇之中,人们则通过追忆"前商业时代"的土著——"苗"来确认自身作为地方商业历史创造者的客民身份,以此获得文化主体性权力,并达成对地方历史的整体解释。共同的边缘想象使得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移民记忆得以共融在地方开发的大历史之中,也为认识区域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包容多元的理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