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走廊空间文化基因研究——以安顺屯堡为例

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命脉,是以汉文化为底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典型空间代表。研究苗疆走廊民族交融与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探究走廊聚落空间形态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力,能为总结汉族移民大通道上民族交融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空间维度的案例。依托城乡规划学科背景,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以活态遗存完好的安顺屯堡聚落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基因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建筑测绘法、形态类型学等方法对屯堡聚落的空间文化基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屯堡聚落呈现三种典型的空间文化基因,分别是天人合一、中轴线和层级防御。它们均是汉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背景、地域自然环境和民族交融作用下的在地性空间转化。

苗疆走廊汉传民间舞蹈的“同构异态”——以贵州“花灯舞”为中心

苗疆走廊是一条横亘云贵高原的“活态”文化走廊,有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花灯舞”是汉传“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于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云贵高原地区,其传播区域主要是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具有较明显的“线性文化空间”特征。云贵地区“花灯舞”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也深受苗、布依等族民众所喜爱,但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同的,在舞蹈形态上呈现的民族民间多样性特色本质上是“异态”而非“异质”。

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研究

揭示民族走廊传统村落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对该类型文化线路遗产特征保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谱系“多元一体”格局的走廊缩影认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以苗疆走廊为例,基于民族族别背景对廊域内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进行识别,利用增加研究样地、多样性指数、杰卡德相似系数等方法来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有12类单民族及2类多民族融合文化谱系,走廊可划分为II区段及V区段;②汉少融合、苗是全廊域特征谱系;旱驿路区段的多样性最为脆弱;③全廊域有6类稀少/濒危谱系;④水驿路、旱驿路区段的特有谱系分别有3类、6类;V区段之间汉少融合、苗、汉为共有谱系;⑤全廊域、旱驿路、福泉-普安区段之间的谱系构成相似度较高;水驿路、洪江-镇远区段之间相似度最高。整体而言,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中以汉文化为纽带的融合谱系特征明显,各谱系在走廊中“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明显。

贵州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嵌合机制研究

贵州苗疆走廊的开辟,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进程和屯堡聚落演变。文章针对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研究缺乏空间视角的现状,以空间量化分析为基础,结合史料与田野调查,探讨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的嵌合机制。研究表明,苗疆走廊沿着入滇通道的“东线”形成,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是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所缠绕的时空格局的一体两面。上述格局是在地理环境所赋予的历史机遇中,通过“恒量”与“变量”的叠加嵌合而成。前者包括高程、水系、坡度、起伏度等相对稳定的地理要素,后者是通过军事聚落的选址、聚落体系的完善、水利系统的支撑、民族文化的互嵌而人为施加的影响。文章体现的多学科交融的空间视角是对区域研究的有益尝试,可望为复杂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人居环境研究拓展新的技术方法。

文本类型理论下苗疆走廊旅游文化外宣研究

苗疆走廊蕴含丰富的文化及生态旅游资源,具有良好的旅游开发条件。凯瑟琳娜·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强调文本层面的交际与对等,对于旅游文化文本的外宣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推进苗疆走廊的旅游发展,将苗疆走廊的文化传播出去,本文从文本类型理论出发,以《苗疆走廊旅游发展规划(2019-2025)》的英译文为例,从增译、音译加注和意译三个方面对该文本进行分析,以期为同类型文本的英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苗疆走廊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个案研究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有利于丰富旅游体验,传播体育文化,扩大体育与旅游市场,更好地满足体育和旅游需要。本文通过对苗疆走廊沿线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方法进行研究,对?阳河端午节传统龙舟赛个案进行案例分析,以此为苗疆走廊沿线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关系——基于明、清进士分布的统计分析

古苗疆走廊正式开辟于明朝,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枢纽,汉文化沿走廊传播、发展,并对贵州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明清之际,贵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进士人才,其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反映了走廊在文教发展上的独特价值。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论“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语言构成特点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形成于元明清时期由当时的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包裹"下为打通古驿道而在内陆地区建立贵州行政区域的多族群地区。这条古驿道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瑶族、毛南族等1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民族语言的构成由于族际互动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里仅就这条古驿道中的多民族语言分布及变化特点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特点及研究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民族走廊"这一概念,其后,学界形成了相关学术定义。"古苗疆走廊"便是在"民族走廊"基础上的扩展。"古苗疆走廊"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试图对古苗疆走廊自身的成因及特点作相关论述,洞察其基石,并以古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带一路"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探究其本质及发展趋势。提出针对"古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高度上的"古苗疆走廊"研究、"古苗疆走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的研究、"古苗疆走廊"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研究、深入田野实地调研中的"古苗疆走廊"研究,必将成为日后"古苗疆走廊"研究的重中之重。

“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走廊学"的研究已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近年学者们"苗疆走廊"的提出,也是当前"走廊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为充分发挥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本文基于"苗疆走廊"的概念,以美术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分析"苗疆走廊"的贵州苗族文化特征、贵州苗族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现状,并探讨现当代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历史军事地理视野下的明代贵州“古苗疆走廊”

"古苗疆走廊"是明代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其贵州段因特殊的地形、水文、交通、人口与经济等军事地理环境,成为整个走廊的核心地段,具有军事格局"小集中、大分散",地形与交通制约性强,防线绵长,经济支持力弱等军事地理特点。域内以驿站与卫所为核心,构筑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体系,其分布与配置体现了明军在走廊内的防御重心集中在贵阳、普安、兴隆至平越一带。区域内战事冲突在时间分布上贯穿明代始终,空间分布上遍及走廊东西,造就了贵阳、普安、镇远等数处主要军事要地。

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及其价值体现——以苗疆走廊的汉苗舞蹈文化为例

理论界对舞蹈文化的历史叙事研究偏少,文章从苗疆走廊上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出发,提出了程式化、感怀式、隐喻式的历史叙事理论,为汉苗民族舞蹈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苗疆走廊上表现西南地区苗族与汉族共有历史故事的舞蹈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叙事性,蚩尤崇拜是苗疆走廊上表达汉族与苗族共有历史的舞蹈文化,表演内容具有汉苗交流的共同历史记忆;苗族芦笙舞是以苗族角度叙述苗族历史的乐舞文化,其中很多片段涉及汉苗不现时期的历史,是汉苗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屯堡地戏属于傩戏中的军傩,其表演内容为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见证了汉苗曾经的征战史,客观上是西南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是西南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从汉苗舞蹈文化的历史叙事中,可以看到汉苗人民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变化,以及从单一民族身份向融合的中华民族身份变化的过程,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苗族情歌研究

当下"走廊学"的研究范式已成为人文社科学术界日渐关注的重要领域,"古苗疆走廊"即为其一。"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区域分布着苗、侗、汉、水、瑶等诸多族群,跨族群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混生了这一区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空间性。基于"古苗疆走廊"音乐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以"三省坡"的苗族情歌为例,对其情歌的歌唱观念、分类、行为及其与社会环境之关系予以关照。"两性对歌"作为草苗人特定社会场域的文化载体,对其区域象征意义的解读脱离不开它所依附的民俗事象,应加以整合性研究。

贵州民间音乐“涵化”现象的本体形态研究--以苗疆走廊作为参照

如果以苗疆走廊作为参照,贵州民间音乐的历时传延和空间流布,就构成了一个在汉传音乐文化“型塑”下的“网状式通道文化”时空结构。在以往的学术语境中,这种时空结构的研究往往从宏观视角出发,进行多点的田野比较和民族志叙事,但是在方法论上却缺少对一个乐种流变过程的细部观察,及其在流变线索追踪中的音乐形态分析,因而其差异性和共通性无从以“实在的音声”予以实证。本文试图转换方法论视角,选取赶马调、贵州花灯、侗戏作为个案,以苗疆走廊作为参照,从微观观察出发,通过音乐形态流变线索的比较分析,探寻贵州民间音乐基于苗疆走廊“通道文化”的“涵化”现象。

贵州鼓吹乐与“古苗疆走廊”的关系初探

人类学家们提出的"古苗疆走廊"概念将贵州的众多文化现象串在了一起。过去我们只是孤立地审视这些文化现象,认为这一切似乎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自然形成和存在。"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使这些文化的源头以及发展变化的过程开始逐渐浮出水面。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以此为契机拓展了自己的思路,反过来也给"古苗疆走廊"的概念另开一窗。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贵州民间鼓吹乐文化与"古苗疆走廊"的因果关系,从跨民族、跨文化、跨时空的角度探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通过几百年的磨合是如何演变为具有"共适"意义的"主体性"文化的。

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

历史上,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大量汉族人群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西南民族舞蹈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二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舞蹈文化,三是表达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有历史或故事的舞蹈文化。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客观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打造贵州旅游新名片:关于“古苗疆走廊”旅游开发的思考

"古苗疆走廊"是一条重要的"活态"民族走廊,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及文化内涵,极具旅游开发意义。本文对"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归纳出走廊沿线文化丰富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民族/族群频繁互动、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国际通道等特点,并进而提出进行整体品牌塑造、优先开发古驿站、对非遗产品精品化打造和品牌包装、申报世界遗产、重视走廊的文创产品开发等对"古苗疆走廊"进行旅游品牌塑造的开发导向及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