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石印本《黔南苗蛮图说》考补

《黔南苗蛮图说》是罕见的清代民族史志文献,该文献在已经发现的贵州“苗蛮图”中,所载“苗蛮”种类最多,达86种。本文考证了该图说的版本为清代光绪年间的石印本,作者是临川桂馥(字筱薌)。完稿于光绪七年(1881年),光绪十六年石印本成书。该版本缺佚的第41种“苗蛮”是“补龙家”,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和填补。

楚文化:苗蛮文化论

本文指出楚文化之原生形态为苗蛮文化，先秦之楚民族为苗蛮族，楚苗蛮先民即夏商之“古苗”，苗蛮文化有着迥异于中原文化之不同文化内涵，《楚辞》中之“楚声”、“楚语”即“苗声”、“苗语”。

湖湘苗蛮文化母题与原型

湖南苗蛮文化同中原华夏文化、山东东夷文化并列,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湖湘绚丽多姿的巫文化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湖湘的独树一帜的文化母题也大大丰富和扩张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例如天狗母题、神鸟母题、狐狸精母题以及女娲代表的女性崇拜母题等等。

“伏羲作八卦”辨——论阴阳八卦源于苗蛮

关于八卦产生的时代和作者,中国古代的易学家们都认为是“伏羲作八卦”。也就是说,八卦是由原始社会一个名叫伏羲的人创造的。这种看法始于战国后期的《易传·系辞》。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意见,他说:“自伏羲氏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六十四爻,

江汉地区苗蛮族群的黄河文化基因

五帝时代江汉地区苗蛮族群的孕育、形成与黄河文化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帝时代早期至中期的“前三苗阶段”,中期至晚期前段的“三苗阶段”,晚期前段至夏初的“后三苗阶段”或“苗蛮阶段”。“前三苗阶段”主要局限于海岱地区,主体是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族。“三苗阶段”是伴随夷夏东西的深入交流,在黄河流域的豫中形成了以东夷驩兜部族、中原共工部族和鲧部族为主体的三苗族群。三苗族群在与夷夏联盟的斗争中南下,与南方土著结合形成苗蛮集团,进入“苗蛮阶段”。“苗蛮阶段”又可分为两时期:尧舜时期处于南阳盆地的苗蛮集团与舜禹时期处于两湖江西的苗蛮集团。追根溯源,江汉地区的苗蛮族群是在黄河流域三苗族群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深厚的黄河文化基因。

论炎黄时代华夏族与东夷、苗蛮之融合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又以华夏为主体、揉合了其他民族的因素。炎黄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各部落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膨胀与融合中逐步发展的。

清代贵州竹枝词中“苗蛮”形象的构建——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例

比较了《蛮峒竹枝词》与明清以来贵州的官私著述中关于"苗蛮"的记载,借助历史人类学、话语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清代贵州竹枝词中的"苗蛮"形象问题。发现《蛮峒竹枝词》中关于贵州"苗蛮"形象的记载与前人及同时代作品有着较高的相似度。这种相似性说明当时人们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话语模式,来描摹、表述、规约文本中的"苗蛮"形象。竹枝词中的这些形象具有差异性、神秘化的特征,其核心是以"礼"而形成的文化秩序。

苗蛮东夷相连重合的地域及同母语地名

从历史记载的“蛮者，盘瓠之后，散居江淮间至豫汝之郡”、“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会稽山为茅山又名苗山”和苏皖鲁豫之地的茅山、苗山、蒙城、蒙山、芒山之族称地名的存在，以及蛮夷语泛称地名洞庭湖在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的群落，证明苗蛮与东夷，有相连一片与相重合的地域，并曾有过共同的母语，否则就不会有如下地名的存在。从而证实苗蛮东夷具有亲缘关系。

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

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这一概念是徐旭生先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明确提出的，用来指称上古时期存在于江汉地区的部族集团①。其内涵与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所指的＂江汉民族＂基本相同②。文献中记载苗蛮的事迹，主要是它与尧。舜、禹之间的几次...

中华文化的形成

原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初始阶段。远古时期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经过征战,华夏部落联盟确立了在中华大地的主导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商、周时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迈出了重大一步。殷商时代甲骨文字、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产生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商人的文化观念集中体现在“尊神重巫”,带有神本文化特色。周人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维新,使上古文化“从神本走向人本”。

略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

过去 ,学术界多认为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 ,起着沟通黄河、长江流域二大文明中心的桥梁作用。而先秦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均揭示并证实淮河流域存在着独立发展的史前文化体系 ,且水平较高并极富个性。淮系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并存发展 ,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本次我们约请了几位长期从事淮河流域文明研究的专家学者 ,依次论证了淮系文化的存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源头、淮河流域古代文明与海岱地区、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关系及夏商周中原王朝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影响和辐射等诸问题 。

蚩尤非东夷考

蚩尤是我国传说时代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学术界谓其属于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似可商榷。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氏,而是三苗的前身即九黎族的酋领,应当归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

从《九歌》看巫楚文化

上古时期,荆楚族原居北方黄河流域中游,故曹、卫均有“楚丘”(《左传》隐公七年、僖公二年).后来南迁,渐至上古苗蛮族团的地域.据《史记·楚世家》云,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氏,居丹阳”.是时荆楚已定居今湖北省境内.荆楚乃古帝颛顼高阳氏之后,所以三阎大夫屈原自叙家世,首唱“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颛顼属华夏族团,与东夷少吴氏族关系密切.她革新传统的巫教,本身即是一位神气活现的大巫.然而,南方苗蛮族团对黄河流域的巫教是不感兴趣的,《尚书·吕刑》有言:“苗民弗用灵”,灵即巫(《说文·玉部》).苗蛮自有苗蛮人笃信的原始巫教,与北方的巫教两不相扰.但南、北方的巫教都属原始迷信,故可在荆楚人手中获得混一.这是神外大地南、北方原始居民的情感之奇妙交流与和谐统一.楚文化就是具有原始色彩的南、北文化交融的产儿;由于其蕴涵浓郁的巫风巫俗,我们姑名之曰“巫楚文化”.

试论中国上古夷、夏畛域的消失——兼论上古诸族分隶南北两大族团

远古中华大陆,氏族、部落林立。由于当时人烟稀少,这些氏族、部落原来大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老子“小国寡民”思想,也许涂抹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但这位哲人说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或者真的存在过。纵然如此,在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力和人的自身蕃衍)都获得较大发展的前提下。

善卷传说补论

关于善卷笔者已有过一文，此文为对其论证和材料的深化补充。在先秦、汉、晋的有关文献中，善卷是一个得道隐者，亦不知其为何方人氏。隋以后，善卷已被肯定为武陵人。经考察研究，可以断定善卷与蚩尤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他应是蚩尤遗裔三苗或苗蛮的一位首领。善卷传说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体现了蚩尤遗裔三苗———苗蛮人民的民族精神。

湖湘本土文化的多维探源

湖湘文化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渊源而形成的交互文化。湖湘"本土文化"并非独立产生、存在的文化,而是由本土和外来多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因此,湖湘文化探源就是要从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多维地探讨湖湘文化的渊源。

盘古与汉民族的起源

本文认为 ,中国南方之所以会流传与黄帝创造一切截然不同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 ,是因为汉民族除以炎黄和东夷为其主流之外 ,还以苗蛮为其支流。苗蛮集团中的某些氏族、部落 ,后来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

炎黄二帝与华夏族的形成

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先民傍渭水向东移动,进入冀、鲁、豫交界地带,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部落的集团之一。黄帝族兴起后,沿黄河向东移动,也发展成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大部落集团。当时还有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的蛮族及东夷族。这几个集团的交流融合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融合。炎黄、"苗蛮"、东夷三大集团除了和平共处外,还有激烈的兼并战争。这些集团之间的战争,加速了他们的整合。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来源不同,夏是黄帝后裔,商是东夷人,周则是西戎的一支羌人,均活动于中原地区,同时这里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到了战国时期,少数民族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了新的华夏族。

试论荆楚和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一 楚的兴起很早。按《史记、楚世家》:“季连,……其后中微,……或在蛮夷”的记载,楚的先人是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部落成员,不仅中原诸夏一直把楚国当作蛮夷之邦对待,称其君民为楚蛮、荆蛮或芈蛮;就是楚国的君主对中原诸夏,也往往以蛮夷自称。楚建国于江滨,大约在夏禹征三苗之后。《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的“苗”,就是《诗·采芑》“蠢尔蛮荆”的蛮。在古史记载中,可以找到以下几个例证:

华夏族起源考论

关于华夏族诸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开拓之功实不可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地方还若明若暗.譬如华夏族起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她又由哪些集团组成,这些集团的情况怎样?等等,还不大清楚.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古代民族形成问题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古文献中的神话传说资料,试加分析,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冀能抛砖引玉,就正于史学界的师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