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西苗语方言的土语划分问题

湘西苗语方言的土语划分目前存在三种有分歧的看法，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其利弊得失，提出自己的划分方法。

苗语东部方言“非叠音状词”问题讨论

非叠音状词,是状词的一个种类,由两个声、韵、调完全不同的音节连在一起组成,是结构稳定和功能明确的固定语词。大多数学者认为,苗语东部方言存在非叠音状词,这一观点可能有一定的瑕疵,因为其所列举的非叠音状词,多数是由一个单音节拟声词与一个无语义的词前缀组合而成,少量由两个声、韵、调不同的拟声词组合而成,这些语词的结构都存在不稳定性。而苗语东部方言不存在结构固定的单词意义上的非叠音状词,但存在一些以某个拟声词为核心的结构不太稳定的同义非叠音状词丛。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探讨。

新时代背景下苗语中部方言保护路径的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现代科技与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使得我国各民族语言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立足新时代背景,通过团队对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白塘村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当地目前有关苗语中部方言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对建议实施的初步成效进行了总结反馈。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味觉词研究

味觉词作为苗语词汇系统内封闭的小类,虽数量少,但使用频率高,其音节形式上既有单音节也有双音节。除了基本概念义外,还通过通感、隐喻引申了大量的义项,故而在句法层面上凸显出更多的句法特征。文章以苗语味觉词为研究对象,从味觉词系统、评价对象、句法特征、语义体系及隐喻特征等方面对苗语味觉词进行深入描写分析,力图展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味觉词的全新面貌。

黔东方言苗语土语划分问题的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苗语调查研究中所形成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划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定性,每个方言内土语的划定也各说不一。通过对苗语黔东方言各个土语的语音进行调查比较后认为,苗语黔东方言应当划分为七个土语。就苗语的这些土语划分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应当划定成这些不同土语的理论依据,各语音点的声韵母差异与对应说明了这些土语之间的同源性,而语音的分化则反映了不同区域形成土语的演变过程。

黔东方言苗语的指示代词使用特点简析

指示代词是代词中的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苗语中的指示代词有近指、较近指、远指、更远指和忆指等五分类型。本文以苗语黔东方言为例试对这类指示词的使用特点进行简要的举例分析。

黔东方言苗语前缀音节词Ghab的构词特点及语法功能

苗语的前缀音节词在语言词汇构成中不仅具有特指的作用,而且还有着改变词性的语法功能。笔者以黔东方言苗语前缀音节词Ghab为例,就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所指与能指的构词特点以及将动词、形容词、量词和数词等加上前缀音节词Ghab后变为名词的语法功能进行分析和探讨。

罗泊河次方言苗语歌谣韵律结构特点探析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每个民族母语歌谣格律的构成特点是诗歌文学民族性所独有的重要表现形式。以罗泊河次方言苗语歌谣的韵律结构特点为例,通过对仗、押调等韵律结构类型的介绍与分析,对该次方言苗语歌谣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苗语西部方言植物命名与分类初析

苗语西部方言植物名称种类繁多,在植物命名方法上,与其他民族的植物命名制存在＂异曲同工＂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苗语的植物命名和分类主要根据植物在生活中的实用性和效用功能而划分的。苗语植物名称形象生动的特点是苗族抽象思维在苗语植物命名和分类中的体现,这不仅表现了苗族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也体现了苗族对植物的认知特点。

语言接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贵州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考察

语言接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途径之一,同时语言接触也能从语言维度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源流。通过考据贵州苗语东部方言区苗语汉借词的词源发现,明清以降贵州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苗语对汉语字词的借用呈现出上古、中古、近现代三个阶段性的历史层次,且该地区苗语对汉语借词的实际运用主要表现在一部分苗语日常用语直接将汉语词语变调使用,并保持原汉语意思不变;一部分苗语与汉语共用同一词源,发音不变但意思发生改变。同时前缀变调及连续变调原则也成为影响该地区苗语歌曲和部分苗族亲属称谓形成的重要因素。从贵州苗语东部方言区的案例可以得出,语言接触促使了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并对民族地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有重要作用。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au31字被动句研究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被动句主要以有标记的介词型被动句为主,其标记为?au31,它来自实义动词“(打/击)中”,后虚化为介词作被动标记,因而在共时层面上,它既可做实义动词,也可做被动标记。而含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句式结构具有多样性,其中“N1+?au31+N2+V”为典型的被动句句式,因而施事论元、受事论元是动核结构中动元所联系的内围成分,动核具有丰富的语义特征。而苗语被动句主要用于表消极义,也有少部分用于表积极义和中性义。

平岩苗语特点概述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由于苗族居住的分布范围广且大分散、小聚居,所以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极其复杂。对苗语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的划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界定。21世纪后,随着语言学家对苗语调查的不断深入,原方言、土语"归属未定"的苗语通过大量的语料已得到厘清,如在苗语西部方言原只划定的川黔滇、惠水、麻山、重安江、滇东北、贵阳、罗泊河七个次方言中经调查论证后又新增了平塘次方言,至此,苗语西部方言内部就有八个次方言,这是较为准确的苗语次方言的使用情况定位。新增的平塘次方言有四个土语,在此以其中一个土语的语音点罗甸县平岩苗语作为调查点,就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一些基本情况作简浅概述。

凤凰县阳光村苗语语音考察

苗族语言极其复杂,分为3个方言、8个次方言和22种土语。不仅方言之间不能交流,就连土语之间的交流也很困难。与东部方言标准音点相比,凤凰县阳光村苗语在语音方面自有其特点。本文通过对凤凰县阳光村苗语语音的考察并作系统整理,为湘西方言苗语研究提供相应的语料参考。

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

试论语言接触对黔东方言苗语土语语音变化的影响

不同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由于相互接触与影响而导致其中一种语言在语音及词汇等方面的变化,这是人类个体族群语言变异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以苗语黔东方言的部分土语语音变化为例,就语言接触过程中不同区域内的苗语土语因受到周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演变的现象通过不同语音点之间的比较进行剖析和探讨。

《亚鲁王》史诗格律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探讨

《亚鲁王》史诗在苗语西部方言的各个次方言区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文本,而且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三万多行,有的不足千句。由于每个文本在各次方言土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史诗格律的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麻山次方言区苗族以“吟诵”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史诗”在苗语中称为“榔”(langb),而通过“唱腔”表达出来的则称为“寞”(mlok),这种歌谣的民族性不仅在具体语境中得到呈现,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就史诗的格律而言,对仗和上下句之间的叠音谐声等韵律特点的探讨,对于苗瑶语民间口头歌谣的程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