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教育对大学生挫折教育的重要启示——基于习近平青年观中的苦难教育

挫折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大学生的抗压性和耐挫力至关重要。习近平青年观中关于苦难教育的观点既有重要的生成逻辑也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它的指导下开展大学生挫折教育要求我们注重理论教育,正确认识挫折;强化问题意识,积极有效引导;倡导多方参与,形成教育合力。只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才能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纪行、苦难与“地方”表现:1940年前后的川北叙述

抗战救国话语和内迁文士考察纪行的进入,使得“川北纪行”“凄风苦雨话川北”等叙述出现于1940年前后,其中尤以郭炳瑜《川北阆中之行》、梁乙真《蜀道散记》等为代表。此类叙述将民族、国家、建设等话语带入具体乡土空间,同时呈现话语越出、现实隔阂、个人取向、道德批评等问题,表现出具有“地方意义”的话语形塑及问题关联:时代话语与现实苦难、现代审视与生存逻辑、外来者的文学兴味与地方的自我差异,构成了“川北叙述”的多种话语交织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反转意味。其中的意义不只在于遮蔽、忽略层面上的问题揭示,更在于以“周边”和“瞬间”的方式表现了“地方”的丰富及意义。

穆旦:现实的苦难与历史的沉压相交融

穆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与际遇,在时代的动荡与转型中铸就了其诗歌独特的品格:立足于现实,通过丰富内敛的智性之诗对民族生存现状、残酷的战争、个体痛苦的生活进行了书写,抒发自己对个体、人民、民族的悲悯情怀,特别是对残酷战争记忆的独特书写、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讴歌,显示了穆旦不同于他人的痛苦体验与期盼。穆旦在体验人生苦难、表现生存痛苦,思索生命意义的诗歌创作中,真正地抵达了20世纪的前沿。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都体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对于后来新诗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吕梁经验与生命絮语——李锐《无风之树》的苦难书写

《无风之树》是李锐吕梁山系列的代表作之一,围绕矮人坪村富农拐叔之死的前因后果展开,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和语言的重复刻画了群山中矮人坪村的苦难图景和人物压抑痛苦的内心。在多重苦难的交织压迫下,个体的敞开与遮蔽渗透着吕梁山区人民复杂的生命体验,同时凝聚了李锐创作的民间立场和对历史的自觉反思。《无风之树》中蕴含着李锐深刻的吕梁经验,通过分析小说对苦难的呈现方式和苦难之下发出的生命絮语,思考李锐的创作意图和价值立场,进一步阐发作品自觉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创作价值。

探索公众“远方苦难”的认知与情感

本文抓取2012年至2023年期间公众发布的有关“远方苦难”的29,977条微博文本进行LDA主题和情感分析。研究发现,公众“远方苦难”关心议题与情感表达呈现出一条从灾难到自我、从同情到反讽的演变线。变化背后隐藏着公众对“远方苦难”认知以自我为中心化的趋势,但也带来“我们”与“远方”共同身为人类的思考,具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苦难与救赎——《悲惨世界》冉阿让的救赎之路

冉阿让的人生经历展现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罪犯,通过内心的道德觉醒和一系列自我牺牲,最终成为正义和仁慈的化身,展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性以及道德觉醒的可能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不仅是雨果对苦难与救赎主题的深刻挖掘,也是对19世纪社会不公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评论。通过冉阿让的故事,雨果展示了人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能通过爱和牺牲找到救赎之路。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苦难元素

在《生死场》中,萧红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意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劳动妇女的生命状态、生活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通过苦难元素的书写增添了作品的魅力。本文就在介绍萧红及其作品《生死场》的基础上,对《生死场》中苦难元素的构成、叙述方式进行了解析,并凸显了这些苦难元素书写的价值。

重复叙事下的苦难与温情——《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生命哲学

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早期创作中尤其痴迷对死亡、残酷和暴力的叙述。在后期,他的创作由先锋实验转向现实主义,注重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作品中开始通过对苦难叙述展现人性温情。本文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从重复叙事手法中苦难和温情的呈现探讨余华这两部作品中的生命哲学。

苦难表征、媒介代理与公众同情:失独新闻的情感驯化实践

媒体如何将“远方的苦难”与普通公众产生关联并邀约公众参与其中?本文以“驯化”为概念工具,分析媒体对失独苦难的情感驯化策略及其影响结果。研究发现,媒体使用图像模态的视觉冲击、时空叙事与代理语言以及“外化”失独苦难等情感驯化策略,拉近了失独苦难与公众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和社会距离;公众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谴责式、慈悲式、感同身受式和无力感式同情。由此,失独苦难就被驯化为一种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的社会实践。

华兹华斯叙事诗中自然疗愈苦难的方式

本文主要从华兹华斯有关苦难书写的叙事诗出发,从其苦难书写中,探讨华兹华斯对穷人苦难的看法:他希望用自然来疗愈人类的苦难。笔者将自然疗愈苦难的方式分为三种模式:自然作为倾听者的模式,情感与自然依存的模式,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构建“纪念碑”的模式。

浅析迟子建《烟火漫卷》中的温情底色与苦难叙事

《烟火漫卷》是一部迟子建描写哈尔滨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自父亲过世后,她迁居哈尔滨,自此对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作者将笔伸向了城市中的几代普通人,描绘了这些平凡人在命运的捉弄下不断抗争、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内心深处的美好光辉的城市画卷。作家用平视的态度刻画人性的复杂,用悲悯的眼光书写底层的苦难,用宽容的笔调展开小人物的自我救赎。总的来说,作家在对于人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充满着希望,展现出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表达。

众生相,苦难史,新生愿——对《包身工》选材经典性的思考

《包身工》是一篇经典的报告文学,教师教学时,既要抓住报告文学这一体式和选材上的经典性价值,更应深入到文本在选材上的代表性所凸显的立场的鲜明性,紧扣“苦难与新生”这一人文主题,领悟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痛恨和对包身工的深切同情,理解底层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及罪恶的包身工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新时代加强青少年历史苦难教育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历史中遇到各种灾难和磨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讲好历史苦难故事。从目前现状来看,苦难教育在全社会一些领域是很缺乏的,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苦难教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新时代,我们要全面地,在重点领域、青少年群体中加强历史苦难教育,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论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苦难叙事

不同于以往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苦难的“笑话”世界,这个世界由人、兽、鬼构成,交织着荒诞神秘的色彩。从《一日三秋》的苦难叙事入手,体味作品双重叙事进程下的生存苦难,探究文本流浪叙事模式下的精神苦难,了解作者关于苦难的审美体验,有利于挖掘作品独特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首苦难而高贵的灵魂颂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课堂教学实录

本课例中,师生一起通过情境任务“我为课文配插画”,为《大堰河——我的保姆》设计一幅插画,细致品读诗歌中的细节描写,把握大堰河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进而体悟诗人艾青对大堰河的深厚感情,这是一首诗人对大堰河苦难而高贵的灵魂的颂歌。这首颂歌,既是送给在苦难中依然乐观、坚韧的大堰河,又是送给在苦难中依然坚定前行的人们。

“源自苦难的利他”:网络参与视角下病患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

弱势群体的亲社会行为被称之为“源自苦难的利他”。本文以处于健康危机下的病患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网络参与对亲 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病患的网络参与通过感知健康冲击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即网络参与程度越高,感 知健康冲击越小,亲社会行为也就越积极。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涉及到疾病问题的“源自苦难的利他”,对丰 富该理论的阐释有积极意义。

西南联大 苦难辉煌写传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漫步西南联大旧址,仿佛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在80多年前仅存在了8年多的大学,却在国人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那个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以它独特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学子。这所曾经的中国顶级学府,虽然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它的魅力却让人无法忘怀,徜徉校园,好似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一段辉煌的故事,追忆联大在昆明弦歌不辍的坎坷岁月,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氛围,感受着那一代人的热血与激情,令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以“自我经验”为介质透视女性存在之境遇——论萧红女性苦难书写

对女性的苦难书写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萧红以其个体“自我经验”为介质书写中国底层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本文以其人生经历以及时代语境解读萧红关注女性命运之本源,从“肉体之苦”“精神之痛”分析其笔下底层女性在男性主导世界所遭受的苦难与悲剧命运,表达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底层女性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思考。

论张炜《古船》的苦难意识

《古船》表现出一种与历史同行的苦难意识。这种意识既体现在作品所呈现的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悲剧色彩中,又凝聚于隋抱朴背负着双重原罪和精神救赎的个人选择中。张炜通过描写隋抱朴在个人、家族和民族等生存维度承受的苦难,展现了主人公在“罪”与“罚”中所彰显出的精神高度和人性意识,并进一步迈入人类领域的省思。

苦难的契合与差异——福贵与冉阿让比较论

余华《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和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作为中西方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人物形象,在遭受的人生苦难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有着多方面的契合;同时,两人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时言行有着内在的本质差异。究其原因,在于余华和雨果在创作时采用不同的叙事伦理和创作主旨,为福贵和冉阿让提供了不同的精神资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