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时代的欢乐美学——蔡其矫与巴乌斯托夫斯基

蔡其矫原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主流派诗人,属于解放区的晋察冀诗群.当时他写的抗战诗篇,如《肉博》、《兵车在急雨中前进》,《子弟兵歌》等,曾经作为时代的角号,进军的鼓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五十年代,蔡其矫的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从“主流文学”向“非主流文学”倾斜的“边缘化”艺术探索.但在五七年的“反右”中,蔡其矫这种脱离“主流意识”的自由化创作倾向受到严厉批判和迫害.从北京回到故乡福建后,蔡其矫既没有屈服,也没有沉论,反而在逆境的痛苦中,对时代,对文学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六十年代初,蔡其矫以一个“边缘诗人”的新姿态出现,从早期的“边缘化”探索。

论郭枫散文的审美风范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其作品无不熔铸着作家的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因而体现出一种富有个性的独具特征的审美风范。郭枫(1930——)这位生长于大陆黄淮平原,开花结果于台湾的散文作家,他以《早期的花束》、《老家的树》、《永恒的岛》、《九月的眸光》等散文创作的丰硕成果,显示出一种爱民族、爱乡土的高尚洁净的审美风范。这种审美风范源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文学要关怀乡土,放眼世界。以真情热爱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秉直直书,为民族发展服务,为苦难时代见证。”他主张:“作家要具有社会良心,要从私欲的圈子走出来!不惑不惧,抗拒庸俗潮流,宣扬人道精神,树立倔傲风骨。”(《新地出版社创办旨趣》)因此,他的散文是咏怀的诗,寄情的赋,是自然真挚情韵与哲理的组合。其审美风范的丰富内涵为:凝重厚实的历史美、睿智深邃的哲理美、灵秀飘逸的意境美。

我心有长句 耿耿似天河——石天河六十年文学创作论

石天河卷入"《星星》诗案",因毛泽东一句"四川两条河,都是冒的用的河"而名扬全国,右派的"盛名"反而掩盖了其文学创作的成就。石天河从未停止过写作,纵观其六十年的文学创作,以"《星星》诗案"为转折点,经历了由"歌"到"哭"的转变,特别是后期创作更加显露人性的光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而弥坚、上下求索的高贵灵魂。六十年来,他在文学的道路上默默地耕耘,在文学的暗夜中留下了珍贵的思想珠串,为一个时代的苦难提供了忠实的见证,为一代人的精神演义作了最好的注解。

石天河六十年文学创作论

纵观石天河六十年的文学创作,以"《星星》诗案"为转折点,经历了由"歌"到"哭"的转变,特别是后期创作更加显露人性的光辉。六十年来,他在文学的道路上默默地耕耘,在文学的暗夜中留下了珍贵的思想珠串,为一个时代的苦难提供了忠实的见证,为一代人的精神演义作了最好的注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而弥坚、上下求索的高贵灵魂。

“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

“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吴忠胜如众所知，杜诗在唐宋诗坛的影响具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时期，杜诗身价远不及王维、李白二人。中唐，由于元稹、白居易等推赞，杜诗诗名有所上升。晚唐，杜诗声望也很低，时人的几个诗集如姚合的《极玄集》，韦庄的《又玄集...

新世纪“灾难”诗歌:苦难意识与家国情怀

20世纪90年代诗歌进入"个人化"写作,诗人们逐渐疏离意识形态下的"共同主题",选择突出个人声音以对"国家化""集体化"进行反驳。直至21世纪,面对突如其来的南方雪灾、汶川地震以及正在发生的疫情等灾难,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了现实主义中,不再只关注个人的"小我"而将目光放在了"大我"上,在挖掘时代苦难的同时努力寻求现实与诗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