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党政治“新共识”与英欧关系走向

后“脱欧”时代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经历了渐进式寻求再平衡的阶段,而2022年英国政局动荡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内外政策上出现务实转向,工党则采取相对谨慎的立场应对变局,英国政治中“苏纳克—斯塔默共识”的端倪初现。当前,英欧接近、妥协、合作的态势有所加强,达成了关于北爱尔兰贸易问题的“温莎框架”协议,在政治安全合作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一政策变化仍呈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特征。英国对欧政策与英国政党政治变化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苏纳克—斯塔默共识”的实效性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脱欧”、身份政治与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

2019年12月,为打破长达三年半之久的"脱欧"僵局,英国举行了近百年来的首次冬季大选,保守党地位得到巩固,顺利推动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工党力量则被进一步削弱。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保守党和工党在"脱欧"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策略,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多年来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政党社会基础的变化,特别是阶级政治让位于身份政治,从而削弱了选民原有的政党忠诚,而"脱欧"这一特殊背景则加剧了转变进程,凸显了身份政治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英国的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政党格局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未来一段时间内,英国保守党的强势地位将继续得到保持,工党则将进入艰难的转型和调整期。

“脱欧”背景下政党格局多元化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自1975年英国第一次“脱欧”至2020年正式“脱欧”所相隔的40余年间,英国政党政治围绕脱欧议题呈现出难以弥合的政党纷争和多维度博弈。具体体现在脱欧进程中第三党力量普遍上升,如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北爱尔兰政党的崛起,英国独立党、脱欧党等地区型和议题型政党的出现。这种政党形式多元化使英国政治效率出现严重掣肘。具体表现为:(一)“脱欧”僵局增添政权潜在不稳定因素,使国家行政治理职能严重下滑;(二)地方民族主义增强,分离主义暗流涌动;(三)民粹主义兴起加剧社会对立,精英阶层主导的主流政党陷入困境;(四)“悬浮议会”对英国两党制的钳制,国内党派间无法形成共识。

竞争的溢出与异化:当代英国政治极化的逻辑与影响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其国内的政治竞争开始围绕英国与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关系不断展开,这一议题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断异化。传统相对稳定、有序的政党竞争逐渐演化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极化竞争,传统根据政党认同划界的公众分歧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异化为“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的对立,这种高度的政治极化导致了政治僵局,催生了悬浮议会,并引发了政局动荡,不仅增加了英国各党派之间以及政党内部达成政治共识的难度,而且导致政府组建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可能将英国的民主政治推向长期混乱的漩涡。

当代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

各国政党治理模式都是国家层面的政党治理模式与政党层面的内部治理模式的复合体。英国作为现代政党发源地,长期以来视政党为私人组织,国家法律对政党奉行默认态度,实行政党自治;但2000年英国《政党、选举及全民公投法》开始全面而严格地规范政党注册、政治捐款、竞选开支与选举活动。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英国开始推行政党公共选举活动法制化,对政党进行"法律择要规范",同时保留政党内部自治传统。就英国两大政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而言,工党内部治理奉行多元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重视党的民主性、整体性、代表性与社会性,依章依规治党;保守党内部治理则犹如公司治理,奉行寡头统治与领袖集权,主要按政治惯例与政治伦理行事。这说明国家法律对政党组织属性定位决定着该国政党治理的基本模式,但政党组织原则、党内关系等决定着该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世界范围乃至一国之内不同政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

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优势地位

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史中,—个重大变局是历时悠久的自由党被年轻的工党所取代。人们在探讨工党替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缘由时,不仅要分析工党的强势,还应看到:保守党的政治理论的变化和政策更新,也是促使自由党衰落下台的要素。

近代英国上层党派关系宽容化摭论

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诞生初期,一再涉于密谋和暴力。可18世纪以来,它们之间的宽容性在成长着,这与以后欧美大国党派斗争的惨烈形成对比。不列颠党派相对宽容有赖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有着深厚的社会阶级根源。关键是该国政治家在漫长岁月中,通过政治斗争教训,对政党关系和反对党作用逐渐有了深刻的理性认知,使之运行于议会制之上,得到宪政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