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与辨析

自1623年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主编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以来,学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戏剧类型“历史剧”以及当时历史剧的概念曾一度产生争议,说法不一。本文试图从戏剧题材、意图和主题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从题材来源上看,它们主要取材于历史素材,包括编年史、历史故事和神话史;就戏剧意图而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旨在借用历史来隐喻当时的政治,为君王提供政治教诲;就戏剧主题而言,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基本主题。

论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的旅行叙事表征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英国旅行文学兴起的时代,旅行写作成为最受民众喜爱的文类之一。这一时期戏剧中有大量的旅行记述,但并未得到国内学界足够的关注。本文以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为例,探讨戏剧中的旅行叙事表征。剧中的旅行叙事兼具事实和想象的双重话语特征。异域东方成为英国海外探险的主要目标,表现了英国殖民者到东方寻找财富、进行商贸活动和殖民扩张的主题。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的旅行书写是全球地理大发现和海上冒险时代的产物,体现出早期现代英国殖民扩张意识、民族身份认同和现代世界观念的形成。

从人文主义教育看英国文艺复兴女性观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批人文主义作家关注女性,创作了数目可观的文学作品,并创建了一种女性类型:缄默、温柔、体贴、忠贞、谦卑和孝顺.这些作家虽然出于社会改良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他们围绕女性能否接受教育等问题抒发自己对女性的看法,有积极的一面,但大都仍然依照父权社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对女性进行形塑.本文以托马斯·莫尔、托马斯·艾略特等作家的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其人文主义女性观及其缺失.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意象浅析

本文撷取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的些许奇葩,拟从意象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更深地理解"怨"中之爱,爱中之"怨";更好地鉴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诗歌。

英国文艺复兴诗歌翻译的等值效应原则--以胡家峦译《斯宾塞诗歌选集》为例

文学翻译应该遵循等值效应原则。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斯宾塞的诗歌思想深刻,形式工整富于乐感,语言古奥精深,很难译成等值的中文。胡家峦教授以汉语特有的顿(音组)、韵式、叠字、叠韵等翻译手段呈现《爱情小诗》和《祝婚曲》的诗体结构和音韵特征,并以"译者前言"和译本注释的方式解释原诗的主题意义,很好地践行了文学翻译的等值效应原则。《斯宾塞诗歌选集》体现出来的翻译原则为英语或者其他语种的格律诗汉译提供了示范。

从《第十二夜》管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姐妹情谊”

因其狂欢化叙事特征加之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第十二夜》自初登舞台后就被视为一部经典莎氏浪漫喜剧。然而,鉴于这出异性恋戏剧中的异装元素和暗涌的女同性恋特性,剧中奥丽维娅一角的结局显然并没有如其副标题所言“各遂所愿”。以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阐释《第十二夜》中奥丽维娅的性取向,以及她与西萨里奥/薇奥拉之间的关系,揭示这部经典喜剧中的女同性恋存在和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以及当时社会对女性同性社会关系的态度,观照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姐妹情谊”,解构这部为异性恋话语所主导的浪漫喜剧。

向极限挑战的悲壮——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复仇悲剧及其动因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复仇悲剧虽受惠于塞内加，但又离不开英国戏剧传统。无论马洛的《帖木尔》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还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及《哈姆莱特》，无不打上英国文化的烙印，反映人文主义理想与中世纪桎梏间的冲突。这些复仇悲剧皆以对权力的欲望为动因，悲剧形象宁可牺牲自己和殃及他人也要矢志不渝地追求。

直面田园爱情,女性有话可说——从《少女拒绝牧童》中听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声音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界群星璀璨,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便是其中一位。其诗《少女拒绝牧童》中的少女针对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多情牧童致爱人》中牧童热烈的田园爱情,并没有唱和顺从,反而以讽刺态度来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独具一格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文艺复兴时期是难能可贵的。从雷利背后最重要的两位女性和时代背景入手,以《少女拒绝牧童》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并回望这一时代不同阶层女性所传达的声音,以证实英国文艺复兴不仅是男性诗人的时代,也有女性声音的一席之地。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观念与文学发展形态

161、7世纪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当时文人对诗人何为进行了严肃的追问。这种对诗人角色的追问规定了当时英国文学的诸种表现形态。文学的民族性、高雅性、娱乐性、宗教性,无不与英国文人对诗人的角色定位有关,体现了英国诗人力图通过文学参与政治、宗教、民族身份、个人生存诉求等诸问题的入世热忱,也彰显了英国诗人的艺术自觉意识,构筑了入世情怀和艺术自觉的英国文学传统。

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图景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知性力量,但其形成性研究还是一个学术冷门。主要考证该思潮的本土化变体,尤其聚焦约翰.克里特的基督教理式模型、托马斯.莫尔结合了柏拉图古典社会完美观念和古罗马修辞策略的乌托邦思想、约翰.迪的基督教—柏拉图式数字命理哲学和神秘主义魔法理论等具有英国风貌的新柏拉图主义宇宙图景。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意象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量诗歌作品,并且成为歌咏的经典,这个时期是英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意向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对英国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该文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对其诗歌一项以及人文主义精神进行相关研究和论述。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现代性内涵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对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具有开启性意义。“大学才子派”、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审美判断对英国早期现代性作出回应,建构出英国最早的民族国家想象。将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纳入现代性的历史视域,条分缕析其所蕴含的现代性品格,揭示其在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奠基性地位,有助于从诗学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进行整体把握。

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时间意象与现代时间意识

作为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一大主题,时间与希腊神话联系紧密。本文从克洛诺斯食子、德墨忒耳寻女和俄耳甫斯寻妻三个希腊神话着手,分析时间意象在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三种表现形式:一去不复返的直线时间、永无止境的循环时间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的“心理时间”。本文旨在分析文艺复兴诗人们如何借用上述三种时间意象,反抗中世纪基督教原罪论、来世主义和“神本观”,将把握当下、及时行乐等人文主义思想发扬光大。

论英国文艺复兴的时间观念及其对莎剧创作之影响

认识时间就是认识我们人类存在的方式。时间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重要发现,它深刻影响着时人的认知结构与行事准则。本文将这一时期多样化的时间观念作为切入点,论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时间观念是如何形成,且何以作为中世纪时间的延续和现代时间的开端;同时探索该时期时间观念对莎剧创作的影响,即莎士比亚是如何利用纷繁复杂的时间观念来搭建戏剧情节、设置戏剧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丰富语言修辞的。

富有张力戏剧主题的多元呈现——评朱世达译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选》

朱世达译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选》(3辑)选取了莎士比亚之外的戏剧经典之作共21部,对我们全面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得益于天才剧作家们对传统戏剧艺术的独创性改造,此译著中的剧作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新的思想和精神,表现了丰富多元、富有张力的戏剧主题。译著中既有以复仇为主题的血腥复仇剧,也出现了主张不以暴制暴的反复仇剧;既有对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无情披露,也有对人们勇敢追求理想爱情的大力歌颂。译著呈现了丰富而多元的戏剧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欲望、追求、焦虑和困惑,为我们了解该时期提供了一面生动的镜子。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

此文是王佐良教授正在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中的一章。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此期,人文主义作家们,散文诗歌译之,文史百家译之,或传美品,或为资政;于是英国语言蓬勃发展,英国文学如日方升,英人眼前一片开阔的知识新天地。这正是文艺复兴的心智气候。翻译家厥功甚伟。 七十三年前,郑振铎(西谛)曾写过【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阐述了翻译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评价翻译家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却是翻译家。” 与郑同时,海宁蒋百里(方震)发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以饱满的激情论述了在此期达到极盛的西方翻译事业,以及翻译对于社会思潮、对于译入语言的积极影响。 这些都是翻译文化史研究的可贵成果。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篇章,探讨古今各期的译家、译品对于文化沟通的意义。

乔叟与英国文艺复兴

本文针对乔叟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英国文艺复兴的起点问题,根据意大利文艺复兴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乔叟作品的人本主义思想、14世纪末英国文学现状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认为英国文艺复兴在14世纪末期已经开始,国内外战争只是延缓了英国文艺复兴的进程。

现代·民族·文学:英国文艺复兴诗学的自我主张与话语实践

如果我们将"文学"理解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自我表达形式,而将"现代"理解为与"古代"相对(不同但是有关)的历史自觉,那么,英国"现代文学"正发生自16世纪下半叶——确切说是16世纪最后30年间——的文艺复兴诗学。一般认为,欧洲"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是14—17世纪人文主义者发起和主导的一场文化和思想启蒙运动。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世纪演变

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作家把关于人存在的思考从生活转向舞台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戏剧发展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