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钟嵘“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初探

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清水芙蓉”、“错采镂金”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的理想。《诗品》则突出强调了那种芙蓉出水式的自然之美。这正如许文雨先生所概括的:“论域限以五言之目,评见则宗尚自然。”(《钟嵘诗品讲疏》p.9)。

浅析钟嵘“自然英旨”与皎然“风流自然”的异同

中国古代文论的"自然"说自先秦一脉相承,但每个时期对"自然"内涵的阐释不尽相同,钟嵘《诗品》比较倾向于老子的"无为自然美",而皎然《诗式》更强调佛学的"妙造自然美",其差别值得辨析。

自然英旨 罕值其人——《吴丈蜀自书诗词集》序

记得大约在六十年代,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看到了丈蜀同志的书法。匆匆一瞥,直感地觉得他的书法有一种特别的风味,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七十年代末再见到他的书法,原来的第一印象依然未变,但明显地感到他比过去写得更凝炼,更有深意了。我与丈蜀同志交往不多,但私心以为他在书法艺术上已达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境。

略论刘勰、钟嵘自然观的局限性

刘勰的"文道自然"首倡"自然"论文学观;钟嵘的"自然英旨"确立了诗歌理论上的审美标准,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他们完成了自然观从哲学到诗学的转变,对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确立具有肇始之功。"自然"与文采的关系是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最基本的命题,在这种时风的濡染下,在"自然而不废文采"的理论视野中,评价以自然、平淡著称的大诗人陶渊明,《文心雕龙》只字未提,《诗品》仅列为中品,见出《文心雕龙》、《诗品》理论的尴尬之处和刘勰、钟嵘自然观的局限性。从匪夷所思的评陶现象、后人对自然观的理解以及自然观的哲学之源头文学之流变都可看出,这种局限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自身的局限。

金波儿童诗歌的境界及意义

在富有革命与乡土传统的河北儿童文学地形图中,金波的儿童诗歌以其开阔的境界、丰富的想像、灵动的气韵、优美的旋律成为一块卓绝的高地,其自然英旨之风代表着河北儿童文学的绝对高度,甚至表征着当代中国儿童诗歌的艺术高度。

略论刘勰、钟嵘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的文学观，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刘勰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以“自然”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发生、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钟嵘《诗品》则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并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

本源世界的不懈追求——钟嵘诗歌意义探索的现象学精神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是诗学和批评理论的生成期。钟嵘顺应“吟咏性情”的时代吁求,对诗歌的本源即存在性进行了批判性探索,明确提出诗歌艺术的本源被双重遮蔽:唯理性主义、唯美主义和诗意性的遮蔽。真理的澄明由是经历两次敞开:“自然英旨”和“真美”的敞开;诗意性或“真美”背后的“真理”的敞开。敞开的具体方式是“直寻”与“味”。所谓艺术的本源就是情外之理。即召唤读者在“陶性灵”的基础上“发幽思”,回味那使生活真正值得一过的“形而上质”。

《诗品中·序》疑难问题辨说

钟嵘《诗品》序文集中表述其诗歌理论 ,是钟嵘诗论精华之所在 ,历来存在的疑难问题不少。本文就《诗品中·序》的疑难问题试加辨说 ,当有助于《诗品》研究与钟嵘诗论的深入探索。

吴风日渐与唐诗转型(摘要)

唐诗起源于黄河流域,发生于中原文化,与“秦中”的地域密切关系.以大为美的初发唐诗,形成了以恢弘豪雄、刚健厚朴为主流风格的“关陇模式”.而随着吴风日渐,吴地山水形胜以及吴文化的精雅形式,对唐代文人的审美诱惑与审美感召也越发不可抗拒,进而造成了诗美趣味乃至整个时代的审美崇尚悄然而迅速地发生变化.吴文化中“自然英旨”的美学元素,灌注而培育起唐诗温婉绮秀的精神意蕴与文采风流,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美学特质,也加速了唐诗的转型与重塑.

郭沫若与中外讨论

早在二十年代,郭沫若就在《三叶集》中提出诗的“自然流露”说,直到建国前夕,他在《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仍持是说: “自然流露”说从诗论渊源来说,有中外诗论两个方面的影响。 就中国古典诗论来说,“自然流露”说明显地受了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和唐代司空图《诗品》以及清代袁枚《随园诗话》的影响。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