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翻译视角下的《老子绎读》英译分析

深度翻译理论提倡“以评注或附注的方式力图把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较好地解决了典籍翻译中既要保证译文可读性,又要注重语境构建、文化沟通的难题。《老子绎读》的英译本通过译文内的脚注、行内注及译文外的前言、内容提要、后记、附录等为译文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源语言和源文化信息,加深读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这既验证了深度翻译理论对典籍翻译的指导作用,也为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

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英译历史悠久,作品丰富。作为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坚人物,陈荣捷对《道德经》的英译密切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裔学者逐步加入到英译《道德经》的队伍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主导《道德经》英译的局面。陈荣捷不仅对它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介,还亲自将《道德经》和王弼《老子注》翻译成英语,为海外高校和学术界提供了可靠的经典读本。陈荣捷的译介工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西方《道德经》英译中的神秘化和宗教化倾向,凸显了《道德经》的哲学意蕴。

求同与求异:《老子》在西方的读者接受

英译《老子》在西方的接受存在着多元形态。简言之,这些接受形态可分为面向文本原意和面向现实应用等两种接受定向。这些既是读者求异选择或求同选择的结果,也是目标语和源语所处社会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英译《老子》在西方的接受中存在各种扭曲与挪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西方社会的"玩物",究其原因,西方在接受东方文化中的"单面镜"做法是一重要因素,这种现象也映射出中西方社会力量对比中的不平衡。

19世纪中国文化的继续西传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从19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个大逆转,19世纪以前的两个世纪,亦即17、18世纪,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时期,而在此后,中国文化的西传完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传。但这样的认识与历史事实差距极大。实际上,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固然在大规模"东渐",但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特别是在1840年到1900年间,中国文化的继续西传并没有因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以及中外间的战争而中断。相反,中国文化西传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西方社会的实际影响,都比17、18世纪有了质的提高,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