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中的翻译规范——以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应用,对整个翻译过程都起到指导作用。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考察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发现理雅各既遵循翻译规范,又违反翻译规范,其前提是翻译规范是否契合翻译目的,合则遵循,不合则违反。理雅各的翻译实践表明,当翻译规范能帮助译者达成翻译目的时,译者应当固守翻译规范;反之,译者应当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译出原作的神韵,以达到传播源语文化的目的。翻译规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译出传世之作,译者既需要遵循规范,又需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文化再生产

借助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探析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可能性,并结合文本分析,研究辜氏如何采用新的翻译路径实现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生产场的再生产。结果表明,辜鸿铭通过重构儒家思想核心概念、非神圣化儒家人物形象、印证儒家思想普适性等“颠覆性”举措,对儒家思想文化、形象文化、精神文化进行再诠释,从而满足欧洲读者对儒学的强烈求知欲,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生产场的话语权。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应精选文本、巧妙抉择策略,并加强各方合作,以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之林的传播与传承。

文明之争——从辜鸿铭英译《论语》的一个脚注谈起

辜鸿铭翻译《论语》时运用翻译和独特脚注对《论语》进行解释。在英译“礼”(“art”)后辜鸿铭附上了相当长的脚注,并提到“张伯伦先生”认为日语不能完美翻译英语“art”,辜鸿铭则认为中日有着相同的书写语言,因此有必要讨论中文的翻译能力。辜鸿铭认为,汉语可以完美翻译英语“art”。张伯伦的言论不仅是对日语翻译能力的评价,更是对日本社会需要欧化的判断。辜鸿铭的回应也不仅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中国语言、中华文明依然优秀的判断。辜鸿铭的语言民族主义与其中华文明情结紧密相依,他从语言角度对比中西文明,认为中国语言并不比西方语言低劣,中华文明亦不在全球文明对比中处于下风。

国内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辜鸿铭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与其译者的身份相比,国外更惊叹于他的文化成就,而很少关注其翻译成果,因而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主要见于国内译学界。国内研究分单译本研究、多译本对比研究和系统化研究三种情况,围绕辜鸿铭的翻译策略、翻译立场、文化身份与译者主体性展开,主要包括文化负载词研究、译法研究、译者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和翻译不足研究等方面。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本土译论的缺席、传播力度的薄弱、研究模式的固化、研究内容的重复等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聚焦本土译论的应用、研究特色的挖掘、翻译思想的总结、国外传播的开拓。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的拓展有助于深化典籍英译研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系统功能视域下许渊冲《论语》英译投射语言研究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论语》原文及许渊冲译文中投射语言从词汇语法层面、元功能层面及语境层面进行分析与解读,发现许渊冲在其《论语》译文中,通过投射语言的有意选择,重构了译文文化语境,建构了一个面向现代读者的《论语》译本。许渊冲的《论语》译本,是译者在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下所进行的翻译创作,是其翻译理论的再现,体现了译者在典籍英译中采取的现代化翻译路径。

基于物性结构的理雅各英译《论语》核心词汇对应性研究

理雅各英译《论语》长期被视作翻译中国典籍的标准。以理雅各英译《论语》为研究对象,构建《论语》中核心词汇“仁”“礼”“德”的物性结构,罗列其物性结构中物性角色分布情况,从结构对结构的角度探究词汇的对应性问题。研究表明,在理雅各英译《论语》中,“仁”“礼”“德”的翻译并未与原文取得很好的对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原文相比,译文会出现物性结构转换和缺失的情况;其二,原文中核心词汇的统一性在译文没有得到保留。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物性结构的应用范畴,为《论语》英译中的词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辜鸿铭英译《论语》赏析

《论语》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重要儒家经典,其所传扬的"仁、爱、礼、义、忠、孝、智、信"思想名震宇内,影响深远。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浪潮达到鼎盛,辜鸿铭却"逆流而上"成了东学西传的先行者。辜氏是第一个独立完整地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的中国人,倾其毕生精力于弘扬中华儒家经典文化。

《论语》英译中华人译者的孔子形象塑造

华人译者在《论语》英译过程中从自身特定文化身份出发,通过塑造孔子形象,传递民族价值,表达个人诉求,满足不同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为中译外事业做出相应贡献,具有启示意义。

译在家国之外——黄继忠《论语》英译的策略选择

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论语》及其英译本中投射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

《论语》英译的各种翻译策略已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论语》中投射语言翻译研究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分析方法,从语气、语气成分、人称等角度探讨与比较了《论语》原文及其四个英译本中投射语言人际意义的实现方式。我们发现,不同译者对投射语言的相关翻译策略不尽相同,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由于翻译目的的不同及对原文投射语言人际意义的理解差异,产生了对原文相关投射语言人际意义的认知程度的差异,从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行为。由于《论语》文本的开放性、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论语》英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20世纪是《论语》翻译和研究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译本。中外译者在《论语》英译中采用创造性翻译、现代性解读、哲学诠释、语言分析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多种诠释方法,既丰富了对《论语》和孔子的理解,也导致了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利用和曲解。

理雅各《论语》英译的变异研究

变异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极为常见,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论语》是考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变异现象的典范文本,其形态主要有语义变异、风格变异、文化思想变异、形象变异,变异的产生既与译者的生活时代、译介目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直接相关,还与中西文化碰撞紧密联系。

从英译《论语》孝论语句看中西译者的翻译特色——以辜鸿铭与理雅各译文为例

辜鸿铭和理雅各作为中西方代表,其《论语》译本各有千秋。本文从辜鸿铭与理雅各英译《论语》中有关孝的语句对比入手,分析两位译者翻译特色,说明译者生活背景、学术背景、翻译目的对此的影响。

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利维和霍姆斯,发展于图里,集大成于切斯特曼。该理论以文化模因为切入点,涉及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覆盖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借助翻译规范,可以窥探刘殿爵《论语》英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该译本承载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规范因子,使得本身加载的时代文化模因更加深刻。译本语言文字的整体感和细节处都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但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刘殿爵的翻译给人们的启示是,翻译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种种期待,文化内容的移植需要引发目的语读者的心灵共鸣。

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论语》英译本既具文学色彩又具现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语言简练但涵义丰富,为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空间。通过分析Waley的译文,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及制约Waley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进行建设性思考。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论语》英译的当代价值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典籍,其译介与西传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给欧美各国的文化与文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在概述《论语》及其英译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讨论了该典籍英译的当代价值,指出《论语》英译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典籍英译以及教育的全球化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助于助推中华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译者声音的差异化分析——以《论语》英译为例

译者声音是译者在文本内外的显隐性存在,是译者构建自身话语权威的主要途径。隐含读者、交际媒介和语境都会传递译者的声音。在翻译《论语》时,理雅各的声音倾向于沉默,多客观陈述,对原文的叙事特征遵从明显;辜鸿铭多采取对话、类比、设问的方式,说理性更强,很多时候代替孔子发声,拉近读者和孔子之间的距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文化身份的作用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理雅各力主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的有机融合,辜鸿铭强调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精神滋养。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体现了他们所属时代的译者声音。

瑕瑜分明,得失可鉴——从Arthur Waley的译本悟《论语》的英译之道

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论语》译本(简称“威译”)在当代很有影响。选择它来具体研究、探讨《论语》英译的策略对先秦典籍的英译具有典型意义。本文首先对“威译”的得失进行评析,以具体统计与大量实例显示,“威译”总体质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太高;同时也指出“威译”确有其挡不住的精彩之处。接着本文探讨“威译”所提示的典籍英译的“两个合理性”问题:语义的合理性与句法的合理性,认为这两者实际是一种语言文本格栅向另一种语言文本格栅转换的主要内容。典籍英译追求译文语义上的合理性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同时,还应最大程度地追求译文在句法上的合理性。“威译”虽在语义合理性上不尽如人意,但在句法合理性上倒是可圈可点。可能正是后者使“威译”至今仍在很大范围内获得肯定。

从功能语境重构看译者选择——兼评林戊荪《论语》英译本

林戊荪的《论语新译》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论语》英译本之一,对译本翻译策略、优缺点等进行探讨,有利于推动中国典籍外译进程。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出发,对该译本的语境重构进行研究。发现译者通过注释等副文本手段对原文的文化语境进行还原和重构,译文具备学术性特点,基本实现了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译;通过词汇语法层的调整,对原文情景语境进行重构,使译文具有学术性、通俗性、时代性的特点;最后通过主位结构等因素的调整进行上下文语境重构,再现原文的行文特点、修辞特色,保持原文的文学价值。对《论语》英译和其他典籍英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