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语言政治和话语权力:1933—1934年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文化论争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出于生意考虑,在引进奥格登的“基本英语”后发起“英语八五运动”,却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为了维护世界语,加之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戒备以及民族危机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世界语者难以接受“基本英语”替代世界语成为国际辅助语,更难以接受世界语“没有祖国”的指责,率先批评“基本英语”。林语堂因秉持语言的自然起源论,也反对“基本英语”的人为性和“非自然”。论争涉及诸如谁有资格成为国际辅助语、人造语的合法性、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祖国”“用武之地”以及语言的代表性、大众性和普及性等问题,呈现话语权力之争的态势。这一论争持续到1934年,虽无明确的结果,却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状况以及知识人对语言的基本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