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法益视角下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

我国现行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基本合理,在局部上既存在着过度犯罪化的问题,也存有进一步犯罪化的需要。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应当被界定为国家和社会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应当建立在保护法益之上。现行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应当从经济刑法的体系调整、经济刑法的非犯罪化和经济刑法的犯罪化等三个不同的方面加以完善。应当增设"侵犯劳动权益罪",以作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九节;应当废止虚报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骗取贷款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高利转贷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增设协议垄断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非法集中罪和骗取社会福利罪。

草场流转备案、流转范围规制与牧户超载过牧行为

本文基于内蒙古、青海和甘肃3省份牧户家庭层面和草场地块层面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中介模型检验草场流转备案和流转范围规制通过草场流转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利用分组回归方法分析两者对牧户转入地块超载过牧行为的直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流转备案通过促进草场流转而降低牧户的超载过牧程度;(2)流转备案降低牧户在转入草场上的超载过牧程度;(3)流转范围规制未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产生显著抑制效应,反而不利于牧户草场转入。因此,为完善草场流转市场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应重点推行草场流转备案登记,减少对草场流转范围的规制,允许牧户自由选择草场流转对象。

对劳动法规制范围的再思考——农民工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各种资源包含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摆脱了地域限制,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动,这样现代城市中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即农民工阶层。从现实中的个案出发,反思我国劳动法规制范围,可以看到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所以,应该调整我国劳动法的规制范围,完善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范围的立法思考

准确地界定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是确保反垄断法科学、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本文认为:应当将行为主义作为确立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范围的基本路径。基于此,文章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制范围包括经济垄断、行政垄断和知识垄断三个层次。文章最后指出,建立科学的适用除外制度也十分重要。

我国金融借贷利率上限规制的重构

目前我国利率采取“双轨制”规制模式,民间借贷利率设置上限规制,金融借贷利率采用市场化模式。当前各类金融机构高利借贷现象普遍,不仅表现在借贷利率的高利率,还表现在利用逾期利率、罚息和各种费用等隐性利率来提高实际利率。目前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是否可以高利借贷存在争议,导致司法裁判中存在“类案不同判”。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责任承担来看,高利放贷是全社会应该打击的对象。立法层面有必要对借贷利率规制模式进行调整。首先,应该将金融借贷利率纳入上限范围统一规制;其次,应该根据不同用途的贷款设置不同的上限利率,对于消费贷款利率采取更低一点的上限保护;最后,对于隐性利率构成范围进行区分,违约损害赔偿款项和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不应纳入利率范围予以规制。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问题探讨——以醉驾和飙车为例

危险驾驶行为的本质在于驾驶能力低于驾驶任务要求。危险驾驶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且应当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入罪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参与飙车者应当论以共犯,共同飙车者不需要共犯制度调整。

国外大型零售店铺的规制政策

各国之所以对大型零售店铺进行规制,基本上出干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大型零售店铺有可能减少中小零售商的经营机会,从而不利于发挥零售业的“就业机器”职能;二是大型零售店铺有可能造成某一地区零售业的垄断,从而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福利;三是大型零售店铺有可能导致某一地区特别是城市的“外部不经济”,如传统风格的丧失、人文景观的破坏、交通拥挤、噪音、地价昂贵及街区规划困难等等。但是,各国对大型零售店铺的“价值判断”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对大型零售店铺的规制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其中,日本对大型零售店铺的规制最为严格和精细。

我国目前限制竞争协议现状分析及进行法律规制的论证

对限制竞争协议行为进行监督控制,是反限制竞争法的一个重要立法原则,它对于维护竞争的自由和公平至关重要,我国将来也必然会将其纳入规制范围。本文从限制竞争协议的表现形式、法律规制等方面出发,研究了国外对限制竞争协议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和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规制竞争协议的立法建议。

略论我国政府怎样进行市场规制

本文主要涉及政府规制产生的原因和基于对规制原因的分析所提出的现代规制制度的建立途径。

活用《职业分类大典》规范设置职业资格清单目录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分类密切相关,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2015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颁布实施,2016年职业资格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如何贯彻运用新版《大典》,规范设置职业资格清单目录,建立职业资格长效发展机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我国价格法律制度需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加强引导、规范经济行为及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首先必须要完善价格法律体系,用法治的手段管理和调控物价。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起点在于经济价值判断。应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进行制度选择分析,强调禁止内幕交易行为是因为替代性制度在经济效果上“更优”,而不是直接认定行为本身无价值。在实施替代性制度的背景下,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的道义标准仍然是规制范围确定的基础。总体上应摒弃客观行为违反“信息绝对平等”或者“信息平等获取”等令人误解之观念,根据内幕信息“获取”来源和“利用”用途区分不同的道义判断标准。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终点是贯彻禁止内幕交易的道义标准而选择合适的规制路径和方法。我国应该选择折衷路径确定内幕交易的规制范围,并根据“利益冲突”和“非法获取”两个具体行为认定标准来具体执行。厘清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理解现行立法不断扩展规制范围的共同趋势,也可为构建本土规制理论奠定基础。

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若干转变

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国的行政立法体制、行政执法环境等内外在条件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行政法学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必然会对行政法治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而不当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模式选择等必然会阻碍或延缓行政法治的进程。进入２１世纪后，行政法学在研究的对象方面、研究的视野方面、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研究的价值定位方面、研究的模式选择方面必须发生转变。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立法的检视与完善

我国腐败犯罪立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当前总体而言规制范围比较周全和广泛,刑事制裁相对完备且严厉。但是,腐败犯罪立法在规制范围上还存在"广而不密"的不足,因而有必要取消和调整部分腐败犯罪成立的限制条件,推动浪费国家资财行为设立成罪,扩大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适用。同时,部分同类腐败个罪之间的处罚失衡现象,表明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欠缺系统考虑,应通过分设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缩小同类腐败犯罪的处罚差距、降低"单位"因素对制裁力度的不当影响和重视"徇私"情节等进行改善。针对刑种设置偏重人身规制的情况,应扩大财产刑的适用并增加资格刑的配置,以提升制裁的多样性和针对性。继续提升腐败犯罪立法的严密性、系统性和均衡性,符合当前及未来的反腐需要,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和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持续降低互为倚仗。

应把“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了假冒专利罪，其外延限于“假冒他人专利”，发案率较高的“冒充专利”行为不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内。2008年第三次修改专利法时重新界定了“假冒专利”概念，将“冒充专利”行为涵盖其中，于是产生了关于适用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二难推理。笔者以文义解释为主辅以实质解释，就当下该法律规范适用问题发表如下看法。

治理网络有害信息的行政法思考

“网络有害信息”的提法在学术界甚为流行,已经作为一个专有学术名词在论文主题中频频使用。“从实证法的角度看,作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有害信息虽然实际上也是违法信息,但使用有害信息的概念,更有利于保持网络安全相关立法的动态性,以便能够适时将现行立法未规定的有害信息纳入规制范围。”1但该名词也存在定义不清、适用范围过宽2等问题。

CPTPP国企条款带来的挑战与对策

关键提示CPTPP中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制范围和各项要求,与我国国有企业的一些现行做法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建议相关企业深入理解CPTPP中对于国有企业的规制范围和各项要求,通过对公司治理架构的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及利用例外和豁免等手段,缓冲严苛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数据立法的两个基础问题

社会上关于开展数据立法或者大数据立法的呼声很多,但在概念使用、规制范围两个基础问题上存在一定混乱,且研究不够深入。推进数据立法,适应新技术、新业务、新应用发展需要,需要科学界定数据概念,厘清数据立法与其他立法的规制边界。

新型网络不法行为对法律的挑战及司法应对——以WannaCry攻击为切入点

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网络不法行为不断涌现，造成新型网络不法行为与法律规制范围不适应等问题，探索合适的法律解释思路、方法及规则，是应对新型网络不法行为快捷．有效的途径。

论网络洗钱犯罪及规制

0引言洗钱犯罪危害金融安全、滋生腐败犯罪、扰乱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被列为21世纪十大犯罪之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将金融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反洗钱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事关经济体制的安全运行,最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对洗钱罪进行了修改,将自洗钱行为纳入洗钱罪的规制范围,并加重了罚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