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

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以其突出的社会保障功能得到当时与后世的一致颂扬,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宋代的范氏义庄奉行普遍福利的原则,随着宗族成员的大量增加,义庄收入不敷支出,于是转而以周济贫困为宗旨,同时因应社会的变化,由一般生活救助扩大到资助教育和科举,并逐渐增加了对被助族人的道德要求。

论北宋时期的义庄——以范氏义庄为例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造成贫富悬殊严重。此时理学的兴盛导致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本位的价值观念塑造宗法性组织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体恤亲族,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二年任杭州知府时,将官俸买田收租协济族众,创建族人互保互助的组织—义庄,建置族田对族人实行经济协济。范氏义庄的创建,无疑是收族、睦族、保族的重要方式,对当今农村基层稳定、农村社区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范氏义庄“敬宗收族”意义再阐释

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为保族聚不坠而创建的宗族经济组织。范仲淹以“敬宗”为目标,以恤宗的方式团结、教育族人,融支系领导于宗族再造;再借由义庄“文正位—掌管人—诸房(位)”三级科层管理的设置,把范氏一族由生活化的分散族群聚拢成一个组织化教养咸备的宗族集体,达“收族”之效果。范氏义庄以经济手段践行“敬宗收族”的模式影响深远,不仅为士大夫们所效仿,以重建宗族体系,更在此后突破宗族界限,成为基层救济和治理的手段之一。由此义庄也成为以经济的手段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途径之一。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儒家仁爱到契约精神——论苏州范氏义庄发展的韧性机制

范氏义庄历时九百年之久,其发展过程中不乏遭遇种种困难与危机,如战争以及乱世的破坏;国家与豪绅富户的矛盾;内部管理人员带来的麻烦;内外对义庄公物的侵隐、典卖、占据;旱涝灾害等其它困难。同时,义庄却持续发展,表现出来极大的韧性,其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决维护作为根本的义田以及持续增置;二,注意加强各项制度建设;三,义庄贤者辈出;四,致力于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五,注重发展的协调与平衡。同时也具有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范氏义庄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精神,首先实践了儒家仁爱精神;其次极大发展了契约精神;最后体现了范氏家族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

近三十年来范氏义庄研究简述

近三十年的范氏义庄研究中,研究者着眼于从政治史、宗族史、制度史、思想史、慈善史等方面重新解构范氏义庄,其中不乏力作。但研究者并没有把范氏义庄研究从范仲淹研究和义庄义田研究中独立出来。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将范氏义庄作为个案,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果开始出现,这也体现出范氏义庄的研究价值有增无减。

传统血缘社会组织自治的财团法人运作模式——北宋“范氏义庄”之契约性意义初释

北宋名臣范仲淹始创并持续运行九百年的苏州“范氏义庄”,是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治实践的典范。以“义田”或家族基金式财团法人为自治经济基础,以五服内宗亲为自治团体成员,以祀祖聚族、扶贫济困、奖学励志为自治公益的目标,这一组织成功地弥补了国家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严重不足。范氏义庄符合今日民法学上的社团、财团两种法人定义,它是中华民族在契约文明、自治文明方面为人类共同价值所作贡献的典型样本之一。

范氏义庄论纲

本文将范氏义庄引入当代公共管理与公益慈善研究者的视野,基于范氏义庄的历史文献与已有研究,强调当代对于范氏义庄开展新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从公共管理和公益慈善角度,提出了三条范氏义庄的研究线索。线索一,关注范氏义庄在慈善信托结构上的制度创新,提出其与西欧、伊斯兰文明类似制度对话的可能性。线索二,基于范氏义庄组织历史与国家宏观历史的互动,提出范氏义庄案例对于发展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价值。线索三,从范氏义庄历史中公共性的生成出发,探讨其如何从私人有形财富向公共无形财富演化。最后,从精神内核、内部治理、传承积淀三方面归纳范氏义庄对于当代家慈善实践的启示。

苏州范氏义庄田亩考述(1049—1899)

苏州范氏义庄是传统宗族义庄的源头和典范,社会影响广泛且深远。作为义庄的核心要素,范氏庄田规模庞大,倍受世人关注。历史上关于该庄的田地亩数,流传着不同的文本说法。本文梳理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范氏家乘》所载史料,稽核互证,并结合方志、文集等文献,拾遗补缺,考察自宋皇祐元年(1049)范氏义庄创建到清光绪二十五年间义庄田产的损益变化,估算不同时期的庄田面积,解析庄田增益路径及减损原因,以探求范氏义庄田亩规模的真实样貌,加深对传统宗族义庄的认识。

“范氏义庄”遗惠千载

北宋皇祐元年(1049),时任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回到苏州故里,用所有积蓄买了千亩良田,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很多人的议论。比起购买家乡田地,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大多更愿意在京城购买大院豪宅,修建园林别墅。那么,范太守为什么偏要在家乡买这么多田地呢?

“家”的法律构造——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考察

范仲淹首创之范氏义庄在中国宗族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以缜密而极具生命力的宗族法律构造建立起了以保障族人基本生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组织管理权利为主旨的权利分配模式,形成了内生性权力、功能性权力相互交叉制衡的权力配置格局。凭借这一独特法律构造,范氏义庄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坠,修复了宗法一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了宗法制帝国以家拟国而治的治理能力,'补王政所穷',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与扩展的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

论范仲淹的宗法思想与义庄的慈善信托机制

范仲淹是我国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虽然政治失意,但仍然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信念,创办"范氏义庄"并制定"义庄规矩"。在杭州知府任上,范仲淹购置义田,创办义庄,以义庄的岁入"济养族群",使族人"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进而兴办义学,发展教育。"范氏义庄"系为族人的利益持有、管理或处分范仲淹捐赠的财产,严格遵循范仲淹的意愿和"义庄规矩"。"范氏义庄"的运作方式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先进的慈善信托理念。"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信托制度。

范仲淹义庄的依法管理对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弘扬苏州传统文化,探寻范氏义庄依法治理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管理和法制建设带来很多重要启示。

君子之泽,未必五世而斩——范仲淹的家庭管理之道及其现代传播价值刍论

北宋贤相范仲淹深得历代好评,其中一大原因是他的齐家成就相当罕见——突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家庭兴衰周期律。深入探究可知,范仲淹一生不仅整合中国哲学各派的齐家理论形成极具智慧的治家思想,而且发挥才智创新开展了成效卓著的家庭管理。其自强起家、审慎成家、慈俭治家、义庄传家等理论和实践,令范氏家族历经千余年兴盛。基于此,本文认为,研讨并传播范仲淹的家庭管理之道,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不光有助于呈现范仲淹进德修业等起家、治家的高明智慧,还可推广其修福荫后等兴家、传家的成功经验。

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四种模式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区慈善实践的核心命题之一。近期,笔者关注江苏苏州的范氏义庄,发现传统智慧可以为新时代社区慈善提供启示。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以“赠族人孤贫”为初衷,自北宋1052年设立起至民国时期止,历经朝代更迭,绵延存续近900年,以其不断完善的治理规则和相对稳定的资产运营,实现了家族内部的长期福利保障。